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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牙特姓
更新时间:2024-03-29 05:34:50
姓氏起源
郡望堂号
迁徙分布
  •   源于蒙古族,出自宋、元之际布里亚特蒙古部族,属于以部族名称汉化为氏。布里牙特氏,亦称不里牙惕氏、布拉特氏,世称“布里亚特蒙古人”,也叫“布拉特人”,通古斯语为Buriyat,是世居西伯利亚南部地区的原住民,属蒙古人种西伯利亚类型(贝加尔类型)。布里亚特民族在种族上,属于厄鲁特蒙古人的近支,从南宋嘉定十二年~明朝弘治十五年(公元1219~1502年)的很长历史时期内皆隶属于成吉思汗长孙拔都所创建的钦察汗国,在元朝时期称作不里牙惕、斡亦剌、卫拉特、卫喇特,在明朝时期则称作瓦剌,到明末清初归并为准噶尔、杜尔伯特、和硕特、土尔扈特四大蒙古部,布里亚特民族就是卫拉特蒙古(瓦剌)的主要分支。布里亚特族人的远祖可追溯为新石器时代就已分布在贝加尔湖沿岸的居民,后来向北发展到叶尼塞河与勒拿河之间地区,公元十三~十四世纪时,他们又吸收了一些北方蒙古部落的成分,到公元十七世纪初,由贝加尔湖西岸的布拉加特人、埃希里特人、杭戈多尔人与东岸的霍林人等相结合,形成布里亚特部族。公元十七世纪中叶,布里亚特族人父系氏族制度解体,早期封建关系开始发展,但长期保留着血族复仇、氏族互助等残余。到公元十七世纪末,其住地被沙皇俄国兼并,布里亚特族人曾多次起义反抗。

      明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沙皇俄国势力到达叶尼塞河支流通古斯卡河上游,立即与布里亚特族人发生冲突。经过二十五年的战争,布里亚特族人被完全压服,臣服于俄国。但其中仍有一部分布里亚特族人坚持反抗沙皇俄国到底,他们继续向南迁入喀尔喀蒙古的领地(今外蒙古)。

      公元十七世纪末期的清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当大清帝国的强悍军队在黑龙江以西两次击败沙皇俄国时,一部分布里亚特族人投向满清王朝,被康熙大帝赐族名为“巴尔虎”,之后编入满州蒙古八旗,并安置在海拉尔地区(今内蒙古呼伦贝尔),后分衍有许多蒙古姓氏,其主支仍以部族称谓称为布里牙特氏,或按康熙大帝的赐名称为巴尔虎氏。

      到清朝中叶以后,蒙古族布里牙特氏多冠汉姓为甫氏、全氏、布氏、巴氏、戴氏、祁氏、杭氏、何氏、胡氏、康氏、马氏、官氏、穆氏、秦氏、孟氏等等,成为一个庞大的蒙古姓氏群体。 

  •   郡望

      海拉尔:海拉尔的名称是因河而来的。早在清朝雍正年间,海拉尔是一座满清政府戍边的军事重镇。因坐落在呼伦贝尔草原而被称为呼伦贝尔城,是《中俄尼布楚议界条约》签定后大清帝国北部的重要门户。为捍卫一千公里长的中俄边界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呼伦贝尔城所处的地埋位置,使其发挥出巨大的辐射作用。建城初即建有通往齐齐哈尔、黑山头、古北口、张家口、库伦(今乌兰巴托)、阿尔山、吉拉林等数条可通车马的道路。当年草原上盛况空前的甘珠尔庙会就是依靠这些古道畅通而促成的。公元二十世纪初,随着中东铁路的修筑、通车,俄、日、德、美等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侵入,这里进入新的商贸发展时期,在呼伦贝尔城外开辟了贸易市场。1907年被正式辟为对外国人开放的商埠。因修筑东清铁路建立车站时,定名为“海浪”站,是海拉尔的译音,后来新街开发,海拉尔站的知名度渐渐提高,“呼伦贝尔城”的名称被取而代之。海拉尔河在《辽史》中写作“海勒儿”,《元史》重称“海喇儿河”,后来也汉译“海兰儿河”、“合泐里”等。其含义众说纷纭,长期以来有四种说法比较流行:第一种最流行的是“野韭菜”的意思,考证者还用《蒙汉辞典》来作证,说“哈利亚尔”是野韭菜生长的地方,这里有大片的野韭菜,这条河也就叫海拉尔了。第二种说法是“流下来的水”之意,持这一观点的人用翦伯赞的《内蒙访古》一文为依据,看来也有一定的道理。第三种说法是“桃花水”之意,这与前一种说法大致相似,只是更进一步,他们认为蒙语的”融化”、“融雪”也语音为“海勒”,春天大兴安岭西坡冰雪消融,其水汇成河——海勒,故得“桃花水”之意的河名了。第四种说法是“黑色”之意,但其解释是海拉尔河两岸牧草繁茂,呈深绿色,远远望去,与蓝天、白云、绿地之间有如黑绿色飘带,所以也称之为墨色之意。这四种说法都有一定合理的成分,尤其第四种说法更接近事实,但又都没有说准其真正含义。道理很简单,这种河流的名称早在一千多年前就见于史册。当时这里的主人是原始蒙古人,古代人为河流、山脉起名不会去认真引经据典,更不能查阅后人的名著,他们都是根据一般特征而名之。如黄河,就是用水色黄而称之;嫩江,就因其水清而呼之;黑龙江就是因其在黑土地中孕育,形成滚滚黑色大水而命之。我们的海拉尔河,也是因其水色黑而被持原始蒙古语的先民命名为海拉尔。海拉尔河发源于大兴安岭,全长七百多公里,流入额尔古纳河,注入黑龙江,是黑龙江的主要源头之一。海拉尔河牙克石以上地段,地形起伏较大,植被良好,水流较急,河水较清,当河水进入呼伦贝尔草原以后,开始放慢了流速,平坦的大草原使河道迂回曲折,河水漫溢扩散,渗透增加,旁蚀力增强。尤其到与伊敏河汇合处以下,也就是现海拉尔市区后,地势开阔平坦,河草茂密深绿,芦苇荡片片相连,河水连起一串串水泡、湖泊,河道流速每秒钟只能走几公分的距离,常年泡在水中的苇根水草、腐殖物把水染的更黑,就连生长在这里的鲇鱼、鲫鱼都是黑色的。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原始蒙古人,见到这条黑如墨的水,自然“海拉尔”的河名就产生了。海拉尔河是条母亲河,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二、三万年以前,这里就有古人类活动。当时在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生活的古人类被考古界称为“扎赉诺尔人”。自公元1934年以来,在扎赉诺尔煤矿先后发现古人类化石已有二十多个。虽然如今在海拉尔市境内尚未出土古人类化石,但扎赉诺尔人在这里活动是无疑的。不仅是因为海拉尔河与达赉湖相连,按着人类生活规律应同属一个活动范围,而且也有考古证据能说明,那时,在人类社会分期属于旧石器晚期,生活在这里的古人类与没有灭绝的猛犸象、披毛犀、东北野牛等古生物共存,而且人类以此为捕猎对象。在海拉尔地区,无论是北山、东山取土场,都发现大量的此类古生物化石。早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黑龙江博物馆就在这里征集发掘大批古生物化石,如今黑龙江博物馆展出的猛犸象、披毛犀、东北野牛化石很多是海拉尔市出土的。1985年,在东山取土场,又发现零散的猛犸象化石,考古人员就曾在一块化石上发现人类砍砸的痕迹,充分证明这里在旧石器时期就是古人类活动的地方。进入距今一万年左右的全新世,海拉尔地区气候、地貌与生物群同如今基本相似,人类也走进了新的发展时期。在考古学中,从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期间,有一个中石器时代,如今考古界都把海拉尔西山(松山)细石器作为中石器时代的代表,也就是在距今六千~一万年间,在海拉尔活动着一支使用细石器、走向文明时代的原始人类。他们手持石制工具,同大自然进行顽强的拚博,过着原始氏族社会生活,创造出中石器文化。当中原进入新石器时代,生活在海拉尔的原始人也步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创造了辉煌的哈克文化。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礼器玉器出现了,生产力发展了,先进技术推广了,复合工具应用了,文明出现了,而且将细石器发展到了顶峰。进入历史时期以来,海拉尔市同呼伦贝尔一样,是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历史摇篮。在中国历史发展到春秋战国之际,海拉尔地区的狩猎、游牧民族已见于史籍,他们的名字是东胡。那时,在中国北方草原有个强大的游牧民族,被中原称为匈奴,史书简称其为“胡”。而其北,在大、小兴安岭,乃至外兴安岭,存在一个比匈奴还强大的狩猎、游牧民族,因在匈奴东,被称作为“东胡”。秦汉之际,北方草原战火纷飞,匈奴不仅和汉朝兵戎相见,也和东邻的东胡刀枪相击,而东胡被匈奴打散的一支鲜卑族在呼伦贝尔草原的孕育下形成、发展、强大,占据匈奴故地,建立了强大的鲜卑部落联盟。海拉尔地区,就留下鲜卑人的遗迹——谢尔塔拉鲜卑古墓群。东汉末年,鲜卑人经过南征北战,吞并五胡十六国,统一了黄河流域,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中央政权北魏王朝。鲜卑南迁的留守部队,再去中原晋见虽然是本族的,但已是中国的天子时,就以“室韦”的名称被记入史册。“室韦”与“鲜卑”是同音异释之音,都属蒙古语,是“森林中的人”之意,与“喜桂”、“喜桂图”等译音一致。今天,在额尔古纳市的原始森林中,也有“室韦”的地名。在北魏、隋、唐之际,中原就把居住在大兴安岭和呼伦贝尔草原的狩猎、游牧民族都称作为“室韦”。如今文物考古工作者在谢尔塔拉发现了室韦古墓群,就雄辩地说明室韦及其后裔蒙古,都曾是海拉尔地区的主人。公元916年,契丹人在中国北方建立了辽政权,海拉尔地区全部为辽国占据。辽国在这里设乌古敌烈统军司,契丹人在海拉尔河流域建立了边防城池。这里是契丹人统治下北方游牧民族驻牧的地方,考古工作者在海拉尔东山、谢尔塔拉镇、哈克镇等许多遗址都发现辽代遗迹。公元1202年秋天,蒙古族英雄铁木真打败了塔塔尔人,尽掠其部众,占领了海拉尔河流域,统一了呼伦贝尔草原,并以此为休养生息据点,仅用四年时间就完成了从东到西统一蒙古高原大业.被各部族拥立为成吉思汗。从此,北方草原上形成了一个具有共同语言、地域和文化的,并在心理素质和经济生活上也有共同特点的民族蒙古族。他们南征北战,服了欧亚大陆,建立了四大汗国,随后又统一了中国。元朝灭亡后,战乱使呼伦贝尔草原的游牧民族又过着动荡不定的原始游牧生活。至后金兴起,这里的蒙古各部陆续臣属清朝,女真人为利用蒙古人对明朝的反抗情绪,先后把居住在这里的勇敢善战的蒙古人迁到乌兰察布草原。这期间呼伦贝尔地区仅有为数不多的巴尔虎、布里亚特蒙古族和达斡尔族、鄂温克等游牧和狩猎者活动的区域。就在这时,沙皇俄国侵略魔爪伸向呼伦贝尔地区。清朝雍正年间,针对沙俄的侵略行径,清政府开始注重边防建设,在呼伦贝尔境内设十二处卡伦,并迁大兴安岭东麓布特哈八旗索伦(今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和巴尔虎,到岭西呼伦贝尔地区戍边。从此,呼伦贝尔地区进入了人丁日益增多的历史新时期,在今海拉尔市正阳街一带修筑了“呼伦贝尔城”。从此,如今的海拉尔市成为呼伦贝尔的商贸、交通、政治、文化的中心,被誉为“草原明珠”。二十世纪初,俄国人修筑中东铁路,在呼伦贝尔旁建一车站,因临海拉尔河而定名“海浪”站,即海拉尔的译音,靠近车站处为新街,随着商埠的开发,海拉尔的知名度提高,旧街“呼伦贝尔城”被新街“海拉尔”取而代之。

      海拉尔堂:以望立堂,亦称海浪堂。

      堂号

      海拉尔堂:以望立堂,亦称海浪堂、呼伦贝尔堂。

  •   布里亚特是蒙古族一个部的名称。布里雅特蒙古人世世代代生活在美丽富饶的贝加尔湖周围和外贝加尔地区。

      布里亚特蒙古人今人口约六十万人,主要分布在俄罗斯联邦的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二十四万),俄罗斯共和国的赤塔州、阿穆尔州,伊尔库茨克,阿卡、乌丝汀沃尔德布里雅特自治区等地(六万),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伊苏克库尔(十万),蒙古东方省(七万),以及中国的内蒙古呼伦贝尔盟、辽宁、吉林、黑龙江省等地(十一万)。

      公元十七世纪,蒙古各部失去了统一,在清政府征服蒙古之时,俄罗斯帝国开始向西伯利亚扩张领土。当时的蒙古王公和人民与俄罗斯帝国当局和入侵者进行了各种交涉和斗争,但最终在清顺治三年~清康熙五年(公元1646~1666年)期间被哥萨克领主占领了布里雅特的部分地区。在沙皇费德尔·阿列克赛开始执政起(清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浩里布里亚特族人开始用狩猎所获兽皮顶替钱币纳税,遇有不能如期缴纳者,俄国官吏竟抓去他们的孩子作为抵押或者抢夺他们的牧场等生息之本。浩里的布里亚特族人无法再忍受以上种种暴行,便由嘎拉朱德·杜拉巴拉登为首,由十一姓若干名代表组成了申诉团,骑着马,于清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到达了莫斯科,同年2月25日拜见了沙皇费德尔·阿列克赛,申诉了他们的苦难。沙皇费德尔·阿列克赛看到他们是异地异族之臣民,给予了特赦,于公元1703年3月22日下令西伯利亚公署向额日苏、尼布楚公署长官下令,要他们保证这些臣民在所在地区不再遭受压迫与刁难。此令于同年5月3日即生效。

      清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满清政府与沙皇俄国之间签定了《布连斯基条约》,划定中俄中段边界,布里雅特被强行划归俄罗斯帝国。期间有一部分布里亚特族人归入中国地区,主要分布在海拉尔地区的布里亚特旗。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 年)日寇侵入呼伦贝尔后,于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 年)撤消额鲁特旗,布里亚特旗和索伦左、右翼旗建置,成立索伦旗,隶属于呼伦贝尔盟。

      公元十九~二十世纪,布里雅特成为沙皇俄国农业和经济最落后的地区之一。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震醒了贝加尔湖周围地区的各族人民,布里雅特人民驱逐了白匪统治,公元1918年2月,贝加尔湖地区建立起苏维埃政权,同年8月被日寇占领.公元1920年恢复苏维埃政权,公元1921年4月27日和1922年1月9日分别成立了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州和蒙古布里亚特自治州。公元1923年5月30日将上述两州合并,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隶属俄罗斯联邦,并在1958年改名为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首都定为乌兰乌德市,意为“红色大门”。1990年10月10日,原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发表了国家主权宣言,成立布里亚特苏维埃共和国。1992年,最后更名为布里亚特共和国。布里亚特共和国位于东西伯利亚南部,其疆域三面环抱贝加尔湖,西北与伊尔库次克州接壤,南缘蒙古人民共和国,东邻赤塔州,正西方有小段边界与图瓦共和国相连。区域内有西伯利亚大铁路和贝阿干线两条铁路干线横贯东西,色楞格河和贝加尔湖提供了纵穿南北的水上通道。共和国面积为三十五万一千三百平方公里。布里雅特蒙古人是个以游牧、狩猎为主的民族,建国初期,从事定居经济活动的占53.9%,从事半游牧经济活动的约占40.1%,从事狩猎业的占0.3%。建国之后,工业从无到有,得到了迅速发展。如今的主要工业有:飞机制造业、矿山工厂、林业和木材加工业、建材工业等。

      在公元十九世纪后期,东部地区的布里亚特族人主要从事游牧业,饲养绵羊、马和骆驼;西部的多为半游牧民,兼种少量大麦和黍子,并从事狩猎和捕鱼。由于较早掌握了炼铁技术,制作铁器是他们的主要手工业,从公元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多由游牧转为定居,在文化和社会生活上深受俄罗斯民族的影响。布里亚特蒙古人在俄罗斯属于少数民族,原信仰萨满教,东贝加尔湖地区的居民则多信喇嘛教,名义上信仰东正教,实际上仍保留着萨满教残余,锡尼河庙是他们的宗教活动场所。如今居住在俄罗斯的布里亚特族人,至今仍保留着完全蒙古式生活的村寨部落,有的已被辟为“民俗文化村”供人参观,其民族语言、风俗习惯等与如今的蒙古族相近,建筑也表现着不同于俄罗斯其他城市的风格。在生活上,布里亚特族人较早地开始定居或半定居,房舍多为砖木或土木结构,有的人家还铺设地板、瓷砖或地板革。住屋旁边,是铁盖砖木结构的牲畜棚舍。即使居住蒙古包,包内也是十分清洁,家具齐全,摆放井然有序。几乎家家都有收录机、电视机,有的人家还有电冰箱。布里亚特族人讲究生活的舒适,在铁床或木床上睡眠。他们使用绞肉机做肉类食品,使用牛奶分离器加工奶食品;家家有面包烤炉,烤出的面包色鲜味美,松软可口。去布里亚特蒙古人家里作客,好客的主人会以奶食品和面包热情款待您,并在面包上涂抹“希米丹”(稀奶油)和白糖。

      布里亚特蒙古人的奶茶与其它地区不同。用壶将砖茶沏成浓浆,开水装在另一暖瓶中,牛奶单放容器内。喝茶时,将茶浆、开水、牛奶以每个人的习惯兑成不同成色的奶茶,一般不加盐。用羊肉、羊下水和草原上野韭菜做馅的“布里亚特包子”香味扑鼻,并成为一道知名的地方风味。

      布里亚特蒙古人的服饰别具特色,样式美观大方。男人春、夏、秋三季头戴呢子尖顶帽或前进帽,身着长袍,腰束绸带,足蹬马靴。女子则头系绸巾,未婚女子多身穿溜肩式长裙,前胸打褶。已婚女子身着肩部打褶的长袍。肩部是否打褶,成为女性已婚、未婚的醒目标志。两种袍服均不系腰带,与常见的蒙古袍样式相比,别富韵致。冬季,布里亚特族人男女均头戴尖顶红缨帽,脚蹬马靴,身着皮袍或长裙。男子腰束绸带,女子则在长袍之外再罩一件皮、棉坎肩。外地游人置身于布里亚特蒙古人中间,无不对其服饰的艺术性和高超、精湛的剪裁、缝制技术发出由衷的赞叹。布里亚特族人朴实无华,热情好客。许多布里亚特族人仍保持着较为传统的生活方式,主要食品自给自足,每个家庭都有一个小院,种植蔬菜、水果,养着猪、鸡等畜禽。

      一百多年前,布里亚特女孩最小的十三、四岁就结婚,如今她们要十八岁以上才能结婚。布里亚特蒙古人的婚礼仍保留着北方游牧民族古老的传统风俗。婚礼大致分为订亲、送亲和结亲三个步骤。订亲由男方的使者牵线搭桥。订亲仪式上,女方家长常以假意推辞或一时静默来考验对方的智慧,场面诙谐、风趣。女方家长接过男方使者呈献的“哈达”,即表示应允婚事,男方使者将随身带来的奶食、糖果郑重地放入主人家的果盘内,表示两家已缔结“秦晋之好”。此后,男方双亲择日来女家认亲,两亲家母合用羊皮缝被,备儿女新婚之用。婚礼举行的前一天晚上,女方家举行隆重的送亲仪式,当地人称“讷利祥”。亲朋、村邻在包外毛毡上围圈坐定,男的按辈份分长幼坐于东,女的坐于西;两半圈衔接处,即将出嫁的姑娘衣饰一新,面南而坐,旁有女伴相陪。她们的面前摆放着盒装的熟羊头。年长的歌手举杯祝福,用高亢动听的歌声对出嫁的姑娘谆谆叮嘱。歌儿结束的时候,人们燃起篝火,围着火堆翩翩起舞,舞姿奔放,场面热烈。翌日清晨,新娘跨上接亲使者牵来的骏马,由十余名男女青年簇拥着,向男方家驰去,绿野之上荡起阵阵笑语、串串蹄声。以马送亲,是牧民的传统,不论男方家近在咫尺,还是远隔百里,都要乘马相送。伴娘均为已婚妇女。婚礼的第三部曲是举行结婚盛典。新郎家原有的旧蒙古包旁,搭起洁白的新包,上系七色彩条,成为草原上特有的洞房。女方送亲人摆放完嫁妆后,要举行"抢枕头"仪式。女方家四个壮汉,抱着枕头蹒跚而来。枕头形状奇特,两头粗细不同,长约一米。男方家四名壮汉迎上前去,将枕头围在中间,双方你拉我拽,互不相让,围观的人们叫好助威,十分热闹。难解难分之际,有长者出面劝解,方才罢手,双方对视一笑,共同将枕头放于新人的婚床上。新娘卸下闺妆,换上妇人装束:头戴圆筒帽,其上珠玉熠熠闪光;足蹬高筒马靴,乌黑发亮;婚前梳起的七根发辫合为两根,分别装入黑金丝绒缝制的辫套内,其下缀有镶珠银链。袍肩密褶耸起,腰部纤瘦,裙摆四散,犹如孔雀彩屏半开。盛妆的新娘雍容华贵,艳丽中透出几分圣洁。此时新郎还在包外干活,按牧民习俗,新郎被众人请回后,新娘拜见父老尊长,逐一向人们敬酒。酒过三巡,小伙子们跳起“鹰舞”,摔起“蒙古跤”,婚礼气氛达到高潮。

      布里亚特族人平日主食一半以本民族的手擀面、各类肉排等为主,一半是俄罗斯餐。逢年过节时,布里亚特族人还要穿上本民族艳丽的布里亚特袍(与蒙古袍类似)。布里亚特族人聚居地有自己的学校,传授本民族的语言和风俗知识,但如今年轻人平时已很少用本民族语言交流。

      布里亚特族人祈求神灵的方式也很独特:许多布里亚特族人在大树上挂五颜六色的幡条,然后站在树边,一边喝着酒,一边往树身上洒酒、挂幡条、扔钱币。每逢重大节日以及家庭中有结婚、生子等重要事情时,布里亚特族人就会以这种独特的祭祀神灵方式,来祈求和保佑自己和家庭成员平安、健康、幸福。

      布里雅特人与其它蒙古族一样,祖祖辈辈使用传统的蒙古文字,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布里雅特进行了文字改革,以俄文替代了传统文字,这一文字一直使用至今,出版了大量的报刊书籍,对布里雅特的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对于布里雅特人的传统文化的承传却非常不利。

      布里雅特蒙古人始信萨满教,公元十七世纪自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之后,他们也成为虔诚的喇嘛教徒。革命前,这一地区有二百多座喇嘛寺。但在公元1937~1938年的肃反运动中有一万一千万多名文化人士遭迫害,众多寺院被毁,严重伤害了布里雅特人民的民族感情。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随着苏联的“改革”进程,布里雅特的政治、社会生活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92年,布里雅特自治共和国改名为布里雅特共和国,为独立发展经济、保护自然环境、发展民族文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如今,一些重要的喇嘛寺院和历史文化古迹被修复,僧侣和教徒人数逐年增多,学习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人也开始增加。

      布里雅特城市人口的服饰和生活方式已基本上俄罗斯化,但牧区人口依然保持本民族语言、传统服装、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

      布里亚特蒙古人的语言为布里亚特语(Буряад хэлэн),分东西两大方言,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公元十八世纪起使用老蒙文,后于公元1931年创制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新拼音文字,公元1938年改用斯拉夫字母。布里亚特语与俄罗斯语同为布里亚特共和国的官方语言,也通行于乌斯季奥尔登斯基布里亚特自治区、阿布加布里亚特自治区、蒙古的北部,及中国的东北地区。由于布里雅特蒙古族之间有许多亲属关系,所以民间往来十分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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