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的冬天，我坐火车来北京，在清华大学最老的建筑清华学堂里接受自主招生的面试。面试从早上持续到中午。出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一点。冷，呼出的白气依稀可见，我却从内往外冒着燥热之气，燥热是因为觉得自己面试的效果并不好。

高三的我，心甘情愿地把自己洗脑成了一个贫乏而绝望的考试机器，少年成名的骄傲已经全部褪去，我残存的全部的内心世界，就是放在课桌左上角不锈钢杯子上贴的励志话语——“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我往校门外走，每走一步心就往下沉一点，心想：“要是考不上大学怎么办？来不了北京怎么办？完全丧失了写作和思维能力怎么办？”校园很大，路长得没有头。

半年之后，我收到录取通知书，父母在小城市的大酒店摆了酒席，我和几十桌我不熟识、以后也许不会再见的人碰杯，听了很多“光宗耀祖”、“前途无量”之类的话。

后来，我收到《新周刊》杂志从广州寄来的聘书。这一次，我踌躇满志。我爸说：“有几个年轻人能有你这样的机遇？要珍惜。”

整理自己来北京的几年，整理自己的光阴和作为，才觉得惶恐，甚至愧对“珍惜”两个字。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大家谈论的内容不再是当下，而更多的是拼凑各种道听途说的消息，传递对风雨欲来的预测与恐惧。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也开始用宏大的词汇说话，俗世的乐趣，不再是常态，而是暂时逃避的去处。

而现在，写作对我来说越来越困难了。自己的文章还是以批判为主。作为批判者的写作者，我陷入了鲁迅那种尴尬的英勇的姿势之中，一方面“肩住了黑暗的闸门”，另一方面，攻击的对象却缥缈虚妄，自己陷入鬼打墙一样的“无物之阵”。

而我越来越清楚地知道，真相是复杂而多面的。因此，我写下“中国”、“社会”、“时代”、“人民”之类的词时，变得越来越心虚。

我暂时放弃了对中国的总结，而去观察个体，见微知著。我们每往前活一天，就进一步被遗留在“历史”的坟茔里，总有一日，都成标本。做标本的制作者也是很有意思的，虽然这没有浮夸的语言和意识形态的争论来得吸引人，可不讨巧的笨功夫，也得有人来下。

前两天和一个同学聊天，被他一句话触动，他说：“这几年，我觉得世界上要改变的事情越来越多，可我越来越明白，自己能改变的只是一小件。”匈牙利作家乔治·康拉德把这叫作“反政治的政治”：精英阶层为自己的权利和与之相伴的些许自由而奋斗，抛弃简鄙的宣传语言，尊重现在，而不是恐惧或梦想明天。

我听到同学这样说，脑海中浮现出贾岛的句子：“旧国别多日，故人无少年。”实际上，我从未离开过故国，只是因为自己在长大，坐标在变化，坐标中的中国，也就随之变化着。中国人擅长相忘，我和中国倒是一路相望，不曾相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