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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学家黄荣辉：从放牛娃到院士

黄荣辉，中国气候研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曾任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副所长。1979年，黄荣辉作为第一批留学生被派遣到日本东京大学地球物理学科留学。他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积累，选择了当时国际大气科学研究领域的前沿课题---行星波动力学，学成归国。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他一生从事行星波动力学的研究，获奖无数，然而，黄荣辉的成长之路却是从贫穷的放牛娃开始的。

我们会出生在福建省惠安县一个非常穷苦的农民家庭，父亲靠给人家当雇工我长工来养活全家。解放前，祖祖辈辈都没有上过学。1949年解放了，家里分得土地，他才上学。由于生活十分困难，你有钱交伙食费，每星期他必须自己从家里挑几十斤白薯和柴草步行约20公里到学校。再冷的冬天也只穿两件破烂的冬衣，直到高中毕业前，还没有穿过一双买的鞋。一双木拖鞋伴他度过了中学时代。他与一位同窗好友合盖一床被子，上学用的文具只有靠有时帮助经济富裕家庭的子弟背书得一点劳务费来购买。然而生活的艰辛，并没有使他退却，反而更激励他勤奋读书，使他从小学到高中一直保持着优异的成绩。

1959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他带着家里唯一的一条被子，第一次穿着买来的鞋迈入北大这一引导他认识现代科学的大门，学校给他最高的助学金，还有冬衣和夏衣，有关领导还经常嘘寒问暖。这是他暗下决心：只有努力学习才能报答党和人民对自己的培养。就是这样一个淳朴的信念，使他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

1979年，黄荣辉开始着手准定常行星波研究工作，准定常行星波变化缓慢，波长上万公里，比地球半径（6400公里）还长，是进行两周以上长期天气预报和短期气候变化预报的关键性动力学问题。进行这样的理论研究，必须从分析浩若烟海的观测资料入手。要在这个领域提出一点新见解、新理论，即使是训练有素的科学家，也要耗费巨大的心血。黄荣辉同样无捷径可走，只能通过非凡的毅力进行研究。黄荣辉感叹：“灵感没有帮过我的忙。”是的，他是把中国农民的老黄牛精神和现代科学手段，科学思维相结合来塑造科学家的形象的。

他家老少三代五口人，居住在狭窄的简易筒子楼里。回国后，两个孩子都上学，天天晚饭后，不论刮多大风，下多大雨，他都要到办公室去，直到家人休息之后，他才回去“接班”用报纸把灯挡起来，继续他的研究。

清贫的科研生活，使他和他的爱人获得很强的适应力。吃饭，他不问色香味，塞饱就行；工作累了，他不论睡地铺还是行军床，肩膀一挨铺就睡着。上班时，头脑里不想柴米事，下班晚回家，爱人没意见。对于这样生活，他说：“人不堪其忧我也不改其乐。”

在科学的迷宫，黄荣辉有时可以忘掉一切。一年春节，研究所为每人代购一只鸭子。分鸭子那天，黄荣辉推导有关行星波传播的数学公式，又是很晚才回家。自行车上挂着鸭子，满脑子还是数学公式。到家后，公式没推导完，鸭子不见了。爱人说道：“你一个活人带一只死鸭还丢了?”谁知鸭子被本所一位同事拾到。这位同事作了一个简单的推理：我们所今天分鸭子，丢鸭子的人这么晚了才回家，这人一定是我所的“书呆子”黄荣辉。

黄荣辉有时有点“呆气”，可他更有中国知识分子的志气。1979年，他由国家派遣赴日留学，两年中，他每日工作14小时以上，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在机房工作。由于他在行星波动力学研究中取得的成绩，当时的日本气象学会理事长就多次挽留他在日从事研究工作，并负责他在日期间的一切生活费，但他没有答应，如期归国。美国大气研究中心一位气象学家要给他优厚的待遇，促他赴美工作，他婉言谢绝：“国家需要我赴美作合作研究时，我会走的。”直到不久前，国外一所大学还愿提供相当二万多美元的年薪招聘他，他同样没有答应。他对记者说：“我这个科学家是有祖国的，我的事业，就在生我养我的中国。”

黄荣辉很注意培养年轻人的科研能力。他在10年前倡导举办的学术沙龙一直延续到现在。无论他有多么忙，只要他在国内，他都参加每两周举办一次的学术沙龙。他指导学生做学术报告非常认真。给学生修改论文总是一句一句地推敲，当论文发表后，从不把他自己的名子放在前面。稿费也从来不拿，全部给年轻人，历来如此。这使年轻人很受鼓舞。

在他无私奉献的精神影响下吸引了一大批年轻人在他身边工作。不但有我国派出的中国留学生回国后和他一起工作，还吸引了美国、日本、韩国的留学生做了他的学生。这种情况在国内是不多见的。

黄院士曾说：“我是由一个放牛娃成长为一名中科院院士的，我做的一些事情主要是党多年教育的结果，再就是个人的努力。一个人活在世上要有理想，不是为了谋生。对名誉我看得很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