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是１９世纪末在世界上享有盛名的俄国短篇小说家，８０年代中叶，他写下许多诙谐幽默的小说，《变色龙》是其中较为著名的一篇。

《变色龙》的诙谐在于作者创设了一个“狗”的世界，人性即是狗性，而以真实的狗为纽带巧妙衔接属于“狗性”的人，是这篇文章里人狗交相辉映、珠光四溢的绝妙一笔。也是他将锋芒指向人性的弱点朋友──残酷、虚伪的旨意所在，所以显得特别的尖酸刻薄。

作者为了暗示警官的本质，给警官加上个很特别的姓：奥楚蔑洛夫，俄语这个词的本意是疯癫的──这是与那条咬人的狗相比较而说的，如果说那条咬人的狗是本能的，具有纯动物性的，也就是说，狗咬人是正常的事，不值得大惊小怪，而奥楚蔑洛夫的“疯”就是对本不值得摆威风的咬人的狗拿腔捏势。他的癫在于随着人们对狗的主人（是将军，不是将军）的几次判断，而相应地主观武断地对是非进行歪曲的审判。在这里咬人的狗到是一条健康的，履行“份内职责”的狗，而奥楚蔑洛夫却成了一条疯狗：是狗的王国里一条有病的狗，是可以打入另册、应该医治的一条狗。

我们说《变色龙》呈现的是一个狗的世界，原因是作者把所有出场的人物都当狗去写了。文章开始写叶尔德林紧紧地“尾随”着奥楚蔑洛夫。这是条竭力为主子效劳的，善于揣摩主子心态的狗，他为狗是不是将军家的费尽脑汁、忧心忡忡，全力为警官的“决策”提供佐证，因为这“决策”决定着警官政治上的荣辱胜败，也就决定着自己。请看下面的描述：

“不对，这不是将军家里的狗……”巡警深思地说（黑体字为笔者所加）。“将军家里没有这样的狗。他家的狗，全是大猎狗。”

在他认为“拿得准”后，见警官象是下了决心：得好好教训一下养狗的人们的时候，他又怕这判断失误，而后殃及自己，端了那靠依附警官而得食的饭碗，于是否定了这个“拿得准”，把他的“不过也说不定就是将军家的狗……”的“理由”说了出来。从这些描写中，可以看出叶尔德林又是一条内心矛盾仿徨，不知道该咬谁一口的走狗。

就是小人物赫溜金，乃至围观的群众，作者也没放松对其“狗性”的刻画。

赫溜金作为被害人，在警官没有出现前，很敏捷地“身子往前一探、扑倒在地下，抓住了狗的后腿”，简直是位勇猛的战士，神气地伸起那面胜利的旗帜的手指。而当警官横他面前时，他只是无休止的哀求解释，原先猛犬般的神态荡然殆尽，换为一幅与咬他的狗一样可怜的神色，同样象坐在中间的罪犯──狗一样“眼睛露出悲苦和恐怖的神情”，只是这悲苦是有理说不清的悲苦，这恐怖是有理说不得的恐怖。乃至奴性地尊称警官为“老人家”，甚而至于要站进自己对立面的围子：“我的兄弟就在当宪兵”，这意思说得明白极了：我们都是一家人。所以赫溜金无非是条被统治阶级排出统治圈的懦弱、可怜的狗，即是丧家狗。按其性格的发展，如果他有朝一日跻身官场，他将立刻与奥楚蔑洛夫为伍。

我们再看围观的人们。

在警官没接手这个案子前，人们“仿佛一下子从地下钻了出来”。而且有人喊：别放走它”这时的人们完全站在公证的立场上，站在受害者一边对受害者倾一腔同情与关注。然而，好景不长，当警官由痛骂狗到开始替狗辩护时，群众中就相应地有人站出来“证明”赫溜金“把烟卷戳到狗的脸上……”，然后断定赫留金是个“荒唐的家伙”，当狗被认定是将军哥哥家的时候，那群人就朝赫溜金哈哈大笑。”这时的人们对受害者的同情换成了对受害者的嘲笑，即对警官一伙的认同，这又有哪一点具备健康人的“人性”呢？他们是起哄咬人的只拣弱者啃的群狗。

最为绝妙的，是作者将一条真真实实的狗“坐”在小说中，他“前腿劈开，浑身发抖”──“它那含泪的眼睛流露出悲苦和恐怖的神情。”从这些描述中，我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这是条与其它狗完全不一样的真狗，作者所要我们同情的正是这条狗，只有这条狗的悲苦和恐怖是自然而然地流露了的，它只不过履行了自己的“天职”。一句话，它最真实。既不象警官先生那样装模作样；也不象巡警那样讨好主子；没有赫留金的哈巴和向上挤的模样；也无围观者的随波逐流。它就是那样坐在有病的群狗间，等待着一幅幅凶性恶相的狗群对自己的围攻，是那样的孤苦无援，又是那样流露真情的恐怖，难道不值得我们同情吗？

契诃夫的早期小说是不问政治的，他只是以批判者的眼光审视这个世界，所以他表达出的是这些生活中完全被扭曲了的人性，是对这种普遍存在的奴性心理进行揶揄和嘲讽。这并没有降低这篇文章的品位。恰恰相反，这篇文章为世人所称道，一方面在于他状狗写人，相得益彰，另一方面恐怕就在于他挖掘了人性的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