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外，王鼎均的名字已斐声华文文学界了，但是大陆的文坛和读者就陌生多了，应当感谢百花文艺出版社把王鼎均的散文纳入“百花散文”书系，使我们得以认识海外这位在艺术上与余光中齐名的“散文大家”。
王鼎均，1927年生于山东临沂，先后在台北任职于中国广播公司和幼狮文化公司，并一度主编《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七十年代后期远游南北美洲，最后定居于纽约。王鼎均一生多灾多难，颠沛流离，艰辛的人生阅历成为他极为宝贵的文学矿藏，也锻造了他广博深邃、沉郁顿挫的文风。他的散文或议论的事、或抒写性情，或谈人生修养或记游踪感怀，旁鹜八极，思接六合，含蕴深潜，包容乃大，字里行间渗透着对社会对历史对人生的关切和思考，具有浓郁的哲理性和思辨性。他的“人生三书”(包括《开放的人生》、《人生试金石》和《我们现代人》)，原是与青少年谈修养的专栏文章，最能体现他散文的哲理色彩，是海外二十多年来长销不衰的“畅销书”。成就更高，更富创造性的思乡怀旧散文。正是这些散文，“奠定了他散文大家的基础”(《海外华文文学史初编》第八章)。
一、幻化的乡愁
乡愁是美学，不是经济学。思乡不需要奖赏，也用不着和别人竞赛。我的乡愁是浪漫而略近颓废的，带着像感冒一样的温柔。
──王鼎均
一代游子尽望乡。“乡愁文学”是台湾、海外文学中的一道独特景观。小说、诗歌、散文，各种体式，蔚为大观，佳作迭出，俯拾皆是，而且几乎全是呕心沥血、发之肺腑的感人之作。王鼎均很早就加入到“文化乡愁”的合唱行列之中。早期的散文集《情人眼》中就有《咖啡路》这样“浓得化不开”的乡愁。文章写“梦中的小精灵”沿着又涩双黏的“咖啡路”，向故乡飞，历尽险阻，寻到了故乡的“那一片黑瓦”，却是空寂无人，像进入迷宫，“冲进一扇门双一扇门，门外有门，门内无人”，而在“最后一道门”外，有一条笔直通向地平线的路，同样是“咖啡色，又苦又涩，没有辙迹”。这篇运用超现实手法写成的散文，通篇充斥着黏涩的咖啡路、蔽天的蚱蜢、煤灰般的雾、壮男的半截尸体、山洪、水灾和幽寂的庭院等意象，驳杂繁复，色调灰暗，很有点颓废情调。这表明了王鼎均的“还乡”从开始就有着“梦回”、“纯精神”的姿态，有一种水中月、镜中花的虚幻美。在《咖啡路》中，作者有意识运用了变形、魔幻、象征、暗寓等西方现代派的表现手法，而这些手法无一例外地使他的“还乡”笼上了一层悲观绝望的色彩，像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一次又一次做着徒劳的努力。这种乡愁观念的形成恐怕与作家的个性气质及五六十年代紧张的海峡局势有密切联系吧!
去国之后，空间的距离未能使他的怀乡有所消减，相反，故乡越来越成为他的精神家园，只好“用写来雕刻自己，用写来治疗自己”。(《天堂》)1988年结集的《左心房漩涡》无疑是王鼎均文学历程中重要的收获，是他去国之后乡愁抒写的集大成者。在《红石榴》中，作家由人及已，讲到了他“心里”的一棵石榴树，关于石榴树和石榴的故事，结尾不由得叹道：“赤条条来，易，赤条条去，难。到死始知万事空?倒也倒不空，挖也挖不空。我忘不了的那几棵树，几个人，几处地方，几支歌，几件事，之类等等，你就让我记着吧，算我作梦，算我造谣，算我发高烧!”这是怎样的一种炽烈的乡愁呢?我想，这种乡愁应该是和作家生命纽结在一起的，是血和泪一起汹涌澎湃的。这样率直决绝的表达感情的方式，恐怕要在诗经、汉乐府、元曲中才能找到一些影子。特别是题为《大气游虹》的一组散文，把他的“乡愁”观阐释得婉曲多姿，慷慨悲凉，凄美异常，是研究海外华人半个多世纪以怀乡的心态不可多得的典范文章。文章以与音讯隔绝三十九年的故乡，好友通信的形式，把自己三十九年的乡愁作了多角度、多层次的抒写，时而叙梦，时而回忆，时而独白，时而探讨，倾吐衷曲，如泣如诉，仿佛从胸臆中流出，真挚动人。开篇“明天继续”中写道：“我要把长江流给你看。时代把我折叠了很久，我挣扎着打开，让你读我”。压抑了近四十年的乡情，一旦破闸而出，必将奔泻千里，惊涛拍岸，无拘无束。在“臣心如水”中，作家诉道：“故乡，我要跪下去亲吻的圣地，我用大半生想象和乡愁装饰过雕琢过的艺术品，你是我对大地的初恋，注定了终生要为你魂牵梦绕，但是不能希望再有结局”;“还乡对我能有什么意义呢?……对我来说，那还不是由这一个异乡到另一个异乡?”“如果我们能在异乡创造价值，则形灭神存，功不唐捐，故乡有一天也会分享的吧”。抛开政治上的偏狭，可以说王鼎均的乡愁不仅是炽烈的，也是理智的，他不重形式上的“回乡”而追求精神的“还乡”，他说“我已经为了身在异乡，思念故乡而饱受责难，不能为了回到故乡，怀念异乡再受责难”。正像有的学者分析的那样：哲学与文学中所揭示的现代人“被抛”感与存在的荒诞感，意味着人不仅失去了传统意义上的家，同时人的存在本身也只不过是一个漂泊的过程。这样，流浪成了人的自然也是必然的存在方式。寻找故乡，也就是寻找流浪的意义。他们(海外华人)更需要从人生形态上证明流浪的意义。(《海外华文文学史初编》第八章)也许意识形态上的距离更甚于地理上的“海峡”，王鼎均虽然也在纽约替两岸的人转信，也写《两岸书香》，但他始终摆脱不了政治和历史的烙印，刻意使乡愁停留在镜花水月式的虚幻层面，自比“散落江湖的钞票”，唱人生失意无南北的诗句聊以自慰。这是人生的悲剧，更是历史的悲剧。
二、给更多的人看
听我说，咱们同年同月同日找一个人烟稠密的地方去看人，去欣赏人，去和我们的同类和解，结束千日防贼，百年披挂。
──王鼎均
“文学即人学”是一个经典的命题，这在王鼎均的作品中有着突出的表现。考察王鼎均的散文，触目的几乎全是回忆人，抒写人，叙述人，研究人，欣赏人，“看人”，几乎涵概了他的全部作品，贯穿于整个创作生涯。作家在文章中多次出现这样的句子“我爱看他们，爱看人，人的美，人的尊贵”，“慢慢看啊，每个人都是风景”，“我不是餐菊的隐士、吐霞的诗人，我对人文的兴趣大过自然”，“我对”‘人’的兴趣与日俱增，‘人’的差异与雷同，‘人’的适应与反抗，‘人’的外貌与内心”。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在“人生三书”中，就是要告诉我们现代人怎样“熔铸完美的人格”，怎样更好地“参与现代社会，拥抱现代人生，使生命的意义得到充分发挥”，这是一种多么积极健康的态度呀，而回忆记叙早年故乡人和事的一系列文章，有着更为独特的美学特征。下面，以《碎琉璃》和《左心房漩涡》中的文章为例，加以分析。
王鼎均是喜欢写人而且擅长写人的，他以散文写人却有着不亚于一般小说写人的效果，题材广，角度新，开掘深，使读者心灵受到巨大的震动和冲击。王鼎均写人记事的散文，继承了鲁迅、李广田等现代名家的传统，艺术性和思想性并重，又大胆地吸收借鉴了西方现代文学、当代其它艺术形式的表现手法，博采众体，熔铸百家，在题材的处理与境界的开拓方面都不同程度地超越了前人。
首先是表现了人性的深度。刘再复谈文学的人性深度时指出：“我们所说的人性的深度包括两层意思：
1、写出人性深处形而上和形而下双重欲求的拼搏和由此引起的“人情”的波澜和各种心理图景。
2、写出人性世界中非意识层次的情感内容。非意识的东西潜伏在人性的深层，它只有在某种条件下，才会流露出来”。
王鼎均正是通过人的生物层次和社会层次两大系统的交汇渗透，来表现人性的善与恶、美与丑。在《迷眼流金》中，通过写“我”青少年时期两次“想到死”的故事，巧妙地诠释了人从“生物层次”向“社会层次”进化的过程，比照意味十分明显。在《青纱帐》一文中，对人的双重欲望有着极为出色的刻画。故事写抗战时期，“我”刚参加了游击队，在高梁地里撞到了一对偷情的男女，女人(寡妇)警告说如果说出去就死，后又与中队长娃娃护兵夜间放哨，在小茅屋又“抓”住了那对男女，中队长和娃娃护兵趁机占有了女人，女人当夜悬梁自尽了。整个故事借鉴了小说的写法，以主人公“我”的见闻片段组成，然而故事始终在相互比照的两个层面上展开：以“我”的单纯善良凸现中队长、娃娃护兵的奸诈丑恶，以“我”满腔热情报国心切衬托中队长、娃娃护兵打着抗日的幌子满足私欲的阴险，以用死殉情的女人显出逃走男人的猥琐软弱，本来是展现人性泯灭的悲剧故事，却多有富有生机活力的景物、心理描写，以乐景写哀情。作家有意拉开了人物之间心理结构的横向距离。评论家孙绍振曾对这种“拉开心理结构的横向距离”的手法作过深入分析，他说：拉开心理结构的横向距离，最关键的是拉开情感距离，而在拉开情感的距离时，最关键的是拉开动机的距离。动机的“误差”，造成情感的错位，产生了美的张力。在一定条件下，这种情感错位的幅度越大，审美价值越高(《美的结构•小说的横向结构和纵向结构》)。王鼎均的许多写人记事散文都体现了这一奇妙的美学特征。这种举重若轻，内涵丰厚的散文作品在现当代文学宝库中是绝无仅有的。
其次是善于把人放在历史风云激荡的漩涡里加以表现。在《碎琉璃》的创作中，作家明确表示“以怀旧的口吻，敲时代的钟鼓。把个人放在时代观点下使其小中见大，更把往日投入现代感中浸润，使其旧命维新!”同样是写初恋，王鼎均把儿女情长放在风云变幻的时代大背景中写，融入了更多的社会内涵，显得壮阔而深邃。在《红头绳中》，“我”忽然爱上了校长的女儿“红头绳儿”，因为日军飞机空袭，和校长女儿在防空坑里相遇，“我们的脸都红得历害，我有许多话要告诉她，说不出来”，决定写一封信，当面交给她，结果“警报解除，她走了，我还在坑里打腹稿儿”。应当指出，作家在展现和刻画人物心里方面是卓越，或写动作或绘情态，或者干脆就是心灵的独白，往往能展现一种含而不露，言近旨远的境界来。在“红头绳儿”和校长要离开之际，我终于挤到正在看钟的她身后，“取出信，捏在手里，紧张得发晕”。作者接下来用了一个电影蒙太奇的组接手法：“我差一点晕倒。她也差一点晕倒。”“我”的晕是因为心理过度紧张，“她”的晕是飞机来空袭了。空袭过后，一切恢复了平静。多年后，又遇校长，才知道“红头绳儿”在那次空袭中失踪了，最后推测，校长女儿被扣在钟下，埋了。最后，写到做梦挖那口钟，“下面空荡荡的，我当初写给红头绳儿的那封信摆在那儿，照老样子叠好，似乎没有打开过。”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结尾，表达了作家美好的心愿，也阐明国家命运与个人命运的微妙关系。这种把恋情放在战争的炮火中加以展现，颇有一种相互激荡、相互生成的混合美，你分不清作家是在写爱的感情还是写恨的感情，是写初恋还是写抗战，是写国家还是写个人，两者水乳交融，血肉不分。这种表现手法已经超出了“以小见大”传统樊篱。
三是反思传统的哲理美。王鼎均早年接爱私熟教育，爱传统文化影响很深，随后丰富的人生阅历，培养了他善于观察人生悲剧的眼和不断思考人的意义的脑。王鼎均说：要从历史“水成岩的皱折思想见千百年的惊涛拍岸”，“用异乡的眼，故乡的心”来审视和表现一切。楼肇明分析说，“用异乡的眼”来审视“故乡的心”，对于“故乡的心”的民族文化性格，对于中国现代散文“内文本”的迁徙、变异，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一步。由于硬性切断了祖国大陆的血脉联系，作家对于“失去的一切”奶着无限地爱恋和怀念，而异邦文化的濡染，使得他有了相互比较的优势，这里，回过头去再看传统，无不生出“远近音低各不同”的心得与感慨来。《一方阳光》中，作家着意描绘了母子两人在不同轨道上滑行的心理轨迹，儿子大了，不能始终陪伴母亲，于是就有了“母亲放了手凝视我：‘只要你争气，成器，即使在外面忘了我，我也也不怪你’的境界来，我们不能不为凭空善翻新意的手法叫绝。《哭屋》中“二先生因为未及“进士第”，活着哭，上吊自尽后做鬼还哭，书房也历经战火，化为废墟，当听到熟悉的唐诗，哭声又起的传奇故事，这个“聊斋式”的故事反映了一个读书人的灵魂被时代套上锁枷极难摆脱的哲理。王鼎均的不少散文都写到了惩罚和毁灭的主题，描绘了传统文化、传统心理在裂变蜕化时的压力和痛苦虽然令人悲哀和无奈，却无疑是从旧的向新的进化的必由之路。《疯爷爷》中的疯爷，《最后一首诗》中的卜卦人，都因为时代的更替，表现出一种异于常人的姿态来，委婉地表达了内心的反抗和留恋。在这种人生的透视和历史的显影中，无不蕴含着王鼎均的理性思考。
三、兼容并包的艺术手法
创作之道，我向往于兼容并包的弹性，认为非如此不足以超越僵化与窄化。
──余光中
王鼎均是当代散文界勇破陈规的改革家，更是勤勤恳恳的实践家。五十多年的创作生涯，50多种作品文集，使他在散文这一包孕极广的体裁领域，纵横驰骋，游刃有余，杂文、小品、叙事散文、抒情散文、散文诗等都留下了他开创性的足迹。首先，结构与文调有一种大开大阖的气势。现代散文家李广田说过：“好的散文，它的本质是散的，但也须有诗的圆满，也具有小说的严密，紧凑如建筑。”王鼎均散文的结构看似随意，实为以意为脉，笔随情转的，为了更好地表情达意，作者常常是多管齐下，繁弦合鸣，有时像歌咏，一唱三叹，杂沓往复;有时像小说，精雕细琢，简劲有力;有时像诗章，意象绵密，快速跳荡。运笔如行云流水，姿态横生，时而空灵，时而平实，时而拙朴古雅，时而诙谐俚俗，平易自然而又奇纵变化，不可捉摸。读王鼎均的散文，如坐过山车，在作家用语言铺设的轨道上高速滑动，上下翻转，有一种险与美并存的刺激和快感，让人在不期而遇的险峻面前击节叹赏。其次重视象征手法的运用。作家非常善于用动植物来表情达意，在文章中经常出现：树、高楼、蝉、钟、鸽子、牛、河流、古城等意象，有时是实指，更多是运用了“香草美人”式的象征手法，意中有象，象中有意，和谐而统一。正像作家楼肇明分析的那样，他将一般的寓意象征，改造和廓大成世界本体象征，从而使他的笔下的意象和象征，每每有一种哲学上本体论的味道。象征是深化文章题旨的重要途径之一，王鼎均的散文喜用象征，使作品呈现出一种亦真亦幻、亦实亦虚的美感。这种效果曹雪芹的《红楼梦》有，鲁迅的《野草》也有。三是讲故事的手法。王鼎均经常在文章中插入一个“故事”“传说”之类的东西，而这些故事嵌入文中，上下契合，浑然一体，往往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先秦时的庄子，“五四”时期的许多作家都爱在行文中插入故事的方法，而尤以鲁迅、周作人弟兄的文章为多见。王鼎均正是继承了这一传统，如《脚印》中，本来鬼魂拣生前的脚印就是荒诞不经的故事，推理一番又信手拈出旅店里两人夸口家乡楼高的故事，两个故事来了个“接力跑”，才完成了作家“浪漫而略近颓废的”乡愁观。值得指出的是，夹进一个故事，说理文章少了干枯古板，多了形象生动，抒情纪事文章能跳出本事，升华到意想不到的境界，这大概就是王鼎均热衷于讲故事的缘由吧。还有，超现实手法的运用，极大地丰富了散文对人物的潜意识开掘的手法，值得我们重视和借鉴。
另外，王鼎均散文的语言自然晓畅，奇峭凝炼，表现出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王鼎均的语言几乎全是口语，真素自然，不假粉黛，平中见奇，凝炼有力，常常给人以“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的舒卷随心之感。这正是古人所称道的“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腴”的语言美，是一种艺术技巧高度成熟的“大巧之朴”。台湾评论家张腾蛟认为王鼎均“把中国文字的功夫发挥到了极致，”这无疑是台湾诗歌一贯重视语言锤炼的功劳。王鼎均的记叙文字简净明快，如道家常，如“我立刻断定她受了委屈，在乡下，很不容易看到像她这样娇好的女人，却没有美满的生活”，本是淡淡的一句记叙，却包含着作者的判断、推理、几个转折、惋惜和悲悯等丰富信息，省略了不必要的关联词，更逼近于日常日语。又如写眼盲后感觉游行场面“大锣大鼓从我身旁察过，我从门上窗上摸到音波。突然红光一记，接着是颜料的香味扑鼻，不是巴掌，是风飘大旗”。写人物情态“没事的时候，他像个烟火神仙一般坐着，咂口酒、吸口烟，把烟喷出来，紧接着射出一股口水，射得很远”;写感觉心理“冷”，是一种毒气。冷是一种销镪水，冷蚀透皮衣、冷蚀透棉衣，再蚀透毛线衣、衬衫、内衣，向毛细管冲刺”。抒情的“四十年可以将人变鬼，将河变路、将鞭芙蓉花变断肠草。四十年一阵风过，断浅的风筝沿河而下，小成一粒砂子，使我的眼红肿”。我们注意到，这些句子有一种内在的节奏美，随着感情的波动起伏而时疏时密，变化无穷，且每个分句自成情境，读来爽利，一旦串接起来又极富语言的弹性和张力。这正是散文诗所具有的“语不接而意接”，“以少总多”的神韵，情感的浓缩，意象的密集，信息量的加大，达到了“纳须弥于芥子，微尘中见大千”的美学境界。此外，王鼎均的构词手法相当奇特，猛不防把一个本该“实”的词换成“虚”的词，造成了意想不到的新鲜效果。如“漫天是雪，雪花大如手掌，飘成漫天讣闻”;“你以泪为标点，点断了我的浑沌，靠着你的灌溉，我长成一棵会思想的芦苇”;“走得仙人掌的骨髓枯竭，太阳内出血，驼掌变薄”，“汽车也得了心绞痛”。本来平常的字词，却凭着比喻、拟人、夸张、借代、移用等修辞手法，巧妙搭配之后，有了一种脱胎换骨的光彩。可贵的是，作家匠心独运，又懂得适可而止的道理，他求奇不过分炫奇，弄巧不泛滥技巧，没有把文章写成“汉大赋”或“天书”，他的一切文学技巧都是服务于思想感情的表达。近代学者王国维曾推重元曲“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认为“彼但摹写其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而真挚之理，与秀杰之气，时流露于其间”，“若其文字之自然，则又为其必然之结果，抑其次也”。(《宋元戏剧考》十二)我认为，这段评价也适用也王鼎均的散文。
四、呼唤散文的黄金时代
有人说，九十年代是散文的时代。这话不全对。如果说散文是有市场的，读者群庞大是有道理的;如果说散文创作繁荣鼎盛，佳作不断，就有些勉强了。谁都知道，余秋雨的“学者散文”风潮过后，散文创作正处于乱象丛生，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杂志、副刊的所谓“散文”越来越勾不起读者的兴趣，甚至有人对矫情做作的散文非常不满，发出“人生糊涂散文始”、“别指望散文结什么果”的牢骚(《文友》2000.12期)。倒是同一文化血脉的台湾、海外华人的散文备受读者的重视和青睐，余光中、三毛、罗兰、张晓风、董桥、尤今等名字为读者所熟知。这固然有吃惯了萝卜白菜，得来点海鲜，换一换口味的意思，也不排除台湾海外散文的感情、哲理、思维角度、表现等带来的冲击。像王鼎均这样有思想、有个性的散文大家，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和了解，他将为我们“散文观”的更新带来多重的启迪。我们需要这样的震憾和冲击。让我们以北师大刘锡庆教授的话来结束全文：倘当代散文能实现文体的自觉，真正走上“以自我为中心”、表现“自我之绝叫”的“写心自娱”、“独抒性灵”道路，向“内宇宙”大步挺进，对“心灵世界”深度开掘的话，那么，一个风格更加多样，更为绚烂的时代将会降临，作为个人文学“尖端”的散文的“黄金时代”将会真正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