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法问题

寻求一致性还是矛盾性：

社会学的方法，例如，讲《荷塘月色》，说是“四·一二”大屠杀以后，知识分子的苦闷，不能同流合污，又不能直接投身革命的矛盾心情。

这个说法，不能说错，但是，也不能说有多对，因为，

第一，这与作品有些关系，并不是作品的真正内容，作品写的是“独处”的“自由”，孤独的美好；这里的自由不是政治概念，而是伦理概念。

第二，这样说，不能说明作品的艺术特点，例如，本文对于诗意的追求。文章内部的不平衡，哪些地方特别好，哪些地方比较一般。

第三，如果满足于作品与现实的一致，那么，作为一种普遍的方法，是不是行得通。如，拿来分析冰心的诗就无从下手。

第四，例如，拿来分析《背影》，就更难办了。《背影》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现实呢？

第五，方法问题，这种说法的特点，是寻求作品内容与社会现实之间的一致性的，这里就有一个原则问题了，从方法论来看，究竟是分析作品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性还是寻求作品与现实之间的统一性？

由此可见：

１、光是寻求作品社会意义是不够的，不能成为一种科学的、深刻的方法。

２、即使找到了社会现实意义，也并不能满足教学要求。因为背影的艺术特点，是不能从这种方法中得到解释的。

３、从理论上来说，所谓分析就是分析矛盾。

⑴

从文学创作来说，就是现实与艺术的矛盾、差异，而不是统一、等同，如果统一等同了，就没有艺术可言了，艺术就成了对于现实的照抄，作家就没有创造的功劳了。

⑵

从艺术本身来说，不同形式的不同规范，同一形式的不同风格创造，都是以差异为特点的，也就是以矛盾分析为基础，而不是从统一性中所能获得的。

４、最重要的是，从分析矛盾的操作性来说。

第一，矛盾是内在的，尤其是经典性作品，往往是天衣无缝的，因而，关键不在于要求分析矛盾而在于揭示矛盾。而矛盾是潜在的，不是浮在表面上的。

第二，从方法的操作性来说，不能满足于一篇一篇孤立地讲作品，应该把作品放在一系列的作品的比较中，来观察差异，以便找出矛盾的切入口。如果是单篇地分析，没有现成的作品可比，就要用一种方法，叫做还原法，（现象学的还原）来找出作品与对象之间的矛盾。

第三，通常使用的方法的缺点是，满足于作品与表现对象的统一性。空喊分析，而不能揭示矛盾。孤立地阐释单篇，就是能够进入分析层次，不在与相似的、同类的、异类的作品的差异中揭示矛盾，就是勉强“分析”，也是浅层次的。

二、可比性：同中求异和异中求同

我们往往只是被动地注意作者写了什么，而没有去主动地想象他没有写什么。

鲁迅说过：写作的方法，不但在作者已经写出的东西中，所有写出来的东西，都只是显示了：应该这么写，而要真正懂得写作的门道，还要懂得，不应该那么写，不懂得不应该那么写就不会真正懂得应该这么写。

这个问题可以从几个层次上来阐释：

１、从最浅的层次上来说，就是文本“细读”。美国的新批评流派的讲究，不研究作家的生平和思想，只讲究作品（文本），我们自发地运用的基本上就是这个方法，但是人家那么做并不是十分完善的。加之我们对人家的优点也没有什么理解，有的甚至连新批评的细读都不知道。

２、从更高层次上来说，我们感到新批评也有个毛病，就是往往拘泥于文字的隐喻、含蓄啦之类的，归根到底，也只是把目光集中在人家已经写出来的东西上面，而没有注意到，文章的妙处，每每是文章省略了的、回避了的地方，应该把回避的和渲染的，弱化的和强化的结合起来，才能找到深刻的切入矛盾的中国。

在这二者中，特别是弱化的和回避的，是深刻理解文章的关键。

３、这不仅仅限于对作者在一篇文章中艺术手法的选择，为什么这样写不那样写，而且在于在一系列文章中，为什么这一篇文章中这样写，而不是另外一篇文章的方法，不管是同一作者还是不同作者，都是很值得研究的。

４、这就要求教师有一种起码的讲究，就是科学的抽象能力，从操作来说，就是提高可比性，把本来不可比的，提高层次，成为可比的。最基本的，就是异中求同和同中求异的抽象能力。只有具备了这种能力，就是在相同的文章中发现其不同的东西，在不同的文章中发现了相同的东西，才能进入具体分析的境界。否则就只能在形象表面，甚至外面徘徊。

结论：有了这种能力，教师就有了主动性，就有了研究能力，没有这种能力，就没有主动性，也就没有研究能力。这就是对教师的素质的挑战，缺乏这样的素质就不能在阅读过程中，化被动的阅读为主动的阅读。

抽象的理论是枯燥的，为了把问题说得清楚一点，以一个文本，来进行细胞形态的解剖。

就《背影》而言，我们采用了发展了的、有别于新批评的“细读”法：

１、注意不写什么，弱化什么，省略什么，割舍什么。

２、“还原”：把未经作者加工的原生的现象想象出来和作者艺术加工过的作品加以比较，这和现象学的“还原”原则有一致之处，不是被动地接受文学形象的现成样子，而是想象把目前现成的观念或者解释“悬搁”起来，想象出、推导出本来，在原初状态，它应该是个什么样子。

这样就可以提出问题，不是一般的问题而是创作论上的问题：

为什么不写人的正面而写背影？

如果回答，因为背影最突出，因为背影最为感人，这是同语反复。因为我要问的是为什么背影最为感人，而你说，因为它很感人，所以它就感人，这不但等于什么也没有说，而且还把对于思考的要求降低了。

从现象到现象的滑行，而且还很满足，就造成了麻木。

我们中学乃至大学老师往往就被这种表面的思想习惯所蒙蔽了。这是一种自我蒙蔽，舒舒服服地把自己思考的自由给剥夺了，一点点被强制的痛苦都没有。

用法国思想家福柯的话来说，就是现成的话语，它有一种力量，障蔽着我们的创造性的思维。这种话语有一种权力的性质。让你在无意识里受它的统治。所谓素质的提高就是要有意识地打破它的统治。恢复思想的创造力。用西方文论家的语言来说，就是“去蔽”。

对于教学和研究来说，就是科学的抽象力，具体分析的能力，也就是原创性。

关于思考和研究的方法，至少有七点可讲：

⑴《背影》没有写主人公的面容，没有强调言语和表情。

⑵光是有了这一点，还不够深刻，还要比较；关键在于寻求矛盾、差异。

矛盾差异不是自然地突出在你面前的，芜杂和混乱的现象把它掩盖了。

为什么纷乱，芜杂７因为没有联系，或者叫做无序。

为什么没有联系７因为，各自独立，没有在一点上统一起来。

没有联系的东西，如果在一点上统一了，就可以比较了。

⑶找到同一性，异中求同，就是一个人的抽象力的最起码的表现，有了抽象力就可以提高可比性。

可比性有两类：

一是同类之比，最容易，如《荔枝蜜》，就可以拿来与秦良玉的“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来比。可是，可比性很少有现成的：写父亲的经典几乎没有。如果硬要比一比的话，可以拿罗中立的《父亲》油画来比。那是一张脸，布满了沧桑。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父亲，作者对父亲的感情也是不一样的。这种不一样就是个性，就是时代烙印，就是艺术品的生命。

同类之比，往往有现成的可比性，难度是比较小的。

二是异类之比。

不同类的只要提高一个层次就可以比较了。

如《荔枝蜜》本来好像和《背影》是没有可比性的，但是把抽象性的层次提高，把具体性的成分排除掉，就可以与《背影》相比：都是写无条件的奉献精神的。有了一点相通，就可以进入比较深入的分析：一个是写对社会无条件的奉献，一个是写对儿子的无条件的奉献。

不管多么不同，只要在一点上求得相通就可以比较了。世界上很少现成可比的东西，也没有绝对不可比的东西。

⑷科学的抽象，要跨越的第一个障碍是事物和感性的差异；感性是具体的，但，是表面的，肤浅的，因而要进入抽象的层次，抽象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它是深刻的。要从肤浅的层次进入深刻的层次，就是要把不同的、感性的东西舍弃掉，把共同的、抽象的东西概括出来。科学抽象的最起码的要求是从感性之异中求得理性的抽象之同。

比如，西瓜、飞机、书本，从感性上来说，是不同的，但从理性上来说，它是相同的，它们都是商品。从感性上来说，细菌、砂子、电视机，是相去甚远的，但是从抽象角度来说，它们都是物质，是属于同一范畴。

就文学作品来说，和《背影》现成相同的作品没有，就采取异中求同的办法。

但是，能不能从感性上不同的作品中，提出理性上共同的东西，这就是对于异中求同的能力和魄力的考验。比如，《背影》不同于冰心的《笑》，冰心就写了三个笑，三种不同的笑，但是同样写爱的价值。在写人的局部方面是相同的。还有一点，冰心写的是，孩子和妇女、母爱的温情。和朱自清所写的，在亲情上，在人与人之爱上，是相通的。

但是，这样的异中求同的层次是比较低的。光指出这两篇文章有相同之处，并没有解决什么问题；还要在这个切入点上深入下去。

⑸这就进入到第二个，也就是更为高级的，同中求异的层次。

写笑比较容易成功，而写《背影》相对比较难。

为什么？因为这是抒情散文，通常是讲究诗意的，而诗意是讲究美化的。面容，笑是比较容易美化的，而背影却是不容易美化的。通常写母爱的文章多如牛毛，而写父爱的却异常罕见。朱先生的难度比较大。因而取得成功的程度、经典性也超过了《笑》。

三、情感有无特征

１、父亲对儿子的深厚的情感的特点是：在开头不但没得到理解，反而被误解，觉得可笑。

这种方法，在章法上叫做欲扬先抑。这没有什么特别的创造。

杨朔的《荔枝蜜》，就是这样的写法。

这里的功夫，在于朱先生写得不做作，很从容，没有过分地强调和夸张。

２、后来儿子被感动了，这就有了特点：

⑴被感动的原因不是像杨朔那样一种崇高伟大的精神，也没有刻意营造强烈的诗意。

⑵文章，虽然总体上说，也是抒情的，诗意的，但是关键的动作，导致儿子感动到自我谴责的，却并不是那么崇高，至少不是那么美妙的动作。这些个动作，很是笨拙。并不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儿子去买橘子，可以更利索，而父亲的动作既没有更高的实用性，从表面上看，也没有诗意。

⑶所用的语言和手法，并不是诗意的描绘。不像在《荷塘月色》中（注意，这是在用异类相比的方法）那样，用了那么多的排比句法，那么多的美丽的比喻，还用了很复杂的诗意的技巧，比如：通感（光和影的旋律，像小提琴上奏出的名曲，花香像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

但是《背影》基本上是叙述，也许可以称之为“白描”。

⑷然而就是这些没有用处的动作，却使作者和读者感动了。

没有诗意的变成了很有诗意的，没有实用的价值，变成了很有情感（审美）价值的，这从美学理论上说，就是审美价值和实用价值之间的错位，或者要有较高的审美价值，也就是艺术性，就得要情感超越实用理性。

⑸更加重要的是：当作者被感动得流下了眼泪，父亲自己却没有感到自己有什么了不得之处。

四、横向和纵向的比较

在我们讲授的过程中，已经广泛地运用了比较的方法，如和《荷塘月色》的比较，二者都是追诗情的，是异中求同的层次。

同中求异的层次，则是指出《荷塘月色》是追求大自然环境的美化，对自我感情的美化，甚至连独处的孤独都是一种自由的美。

《背影》则是亲情的美化，不过表面上是某种程度上的“丑化”，然后过渡到相当程度上的美化和诗化。

这种比较的方法不仅仅适用于朱先生的作品，可以说是适用于一切文学文本。

用还原的方法包括历史的还原，进入了历史语境，就使本来没有联系的作品发生了联系，有了可比性。在同样的历史时期，当然有可比性，有的文本具有现成的可比性，如《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和《荷塘月色》同样是没有直接的社会政治情绪，着重于个人情怀的，又都有一种对于异性的吸引力的拒斥，但又抑制不住潜在的“骚动”。也有一些是没有现成的可比性的，如《背影》和朱先生早期的一些作品《梅雨潭的绿》之类。这就要提高抽象度，使其在更高的层次获得可比性。如两篇作品都抒情，但《背影》的最佳处在叙述而《梅雨潭的绿》则在排比的直接抒情。从时间上来说，是横向的比较。还有一种纵向的，也就是历史的比较。如，朱先生早期的作品比较华彩，而到了晚年却力求朴素，把情感转向比较深沉的内涵了。这就提供了另一种境界，懂得多种境界及其发展转化，对于我们的写作和欣赏无疑提供了更开阔的天地，写作起来，就有了更多的选择。

五、还原方法的具体运用

《荷塘月色》中最关键的一句是“那时最热闹的要算是树上的蝉声和水里的蛙鸣，不过，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

这就明明白白地告诉读者，他并没有把荷塘月色全都写进去，只是写了和他情感相通的一个方面。否则就不能取得《荷塘月色》的和谐和意境。

从《背影》中也可以看出作者的省略，作者的回避（如有一个材料说，他是在家乡工作了，工资却被爸爸去拿了，而不愉快，才促成了他写这一篇表示忏悔的文章）。从文章中看，写到父亲与他的矛盾，“触他之怒”，“待我不如往日”，“我的不好”，都含含糊糊。被省略了，被淡化了。

从这里，可以得到一种启示，文章的好处不但在于他强调了什么，而且在于他省略了什么。这一点对于欣赏有好处，对于写作更有好处。只有知道要省略什么，不写什么才能有自己的个性，才能找到自己，有了自己的特殊的感觉和情感，才会知道应该写什么，强化什么淡化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