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朋友自北美来电话约稿，以《黄河大合唱》的诞生为题，要我为《华语快报》撰文，以配合中国伟大作曲家冼星海的这部艺术作品在香港“黄河音乐节”隆重上演。围绕这个题目，我早写过回忆录，要说的都说过了。而盛意难却，虽是限题限时作文，也该再试试看。我要借此机会，热烈祝贺“黄河音乐节”取得丰硕成果。香港文化界盛情邀请而我因事未能前往，也借此表示谢意和歉意。

早在１９３７年春天我和星海在上海结识的时候，他已经大发宏愿，要通过自己创造的音乐形象，表现我们中华民族的苦难、挣扎、奋斗，对自由幸福的追求和胜利的确信。他把这一宏愿灌注到他正在写作的《民族交响乐》中。抗战爆发了，这是全中国人民热情奔放的时代，作家艺术家更处于热情奔放的潮头。他写了很多具有长久生命力的爱国歌曲，更希望通过声乐艺术的长篇巨著以表现自己的宏愿。这说明《黄河大合唱》的诞生，符合时代的要求，符合作曲家蕴蓄已久的内在要求。

回想起来，作曲家反映时代要求的宏愿，也正是中国作家艺术家共同的心愿，我也并不例外。１９３８年秋冬，我和抗敌演剧第三队的同志们一起，经常在大西北的黄河两岸行军。在敌后游击根据地活动。中国雄奇的山川，游击健儿们英勇的身姿，时刻强烈地感动着我，我在心头酝酿着一个篇幅较大的朗诵诗《黄河吟》。稍后在延安治病写诗时，接受星海和演剧三队同志们的建议，改写为《黄河大合唱》的歌词。

现在可以补充的是，当时有两个印象，强烈地直接激发了胸中蕴蓄的诗情。一个是渡过黄河险滩时船夫们驾驶方舟（确确实实是方舟）同惊涛骇浪搏斗的情景，这已经在《黄河船夫曲》中有所表现和发挥了。当时，同舟共济的邬析零同志记录下来的船夫号子，曾经是星海作曲时的重要参考。再一个是行经山西吉县以北的壶口（虎口）看黄河激流堕入悬崖深渊形成尼亚加拉大瀑布式的壮美图景。这是著名的“黄河冒烟”“陆地行舟”（船过此处要在陆上绕行一段）的地方。我被这大自然的奇观惊呆了。我把当时的印象如实地写进朗诵歌曲《黄河之水天上来》（大合唱第三首）中，我说“如实地写”，因为确实“从十里路外”，可“仰望它的浓烟上升”，它确实“摇动了地壳，冲散了天上的乌云”；这里描述的历史上西北人民无尽的苦难，当时“黄河两岸游击兵团、野战兵团，星罗棋布，穿插在敌人后面”的奇异场面，也都是真实的。《黄河大合唱》八首歌曲的这个第三首，被写成一首朗诵歌曲，这在词曲作者都是有意的尝试。星海写道：“中国歌曲用三弦来伴奏能表达歌词的内容，而又可独立自成一曲的，恐怕是第一次的尝试。”（《我怎样写黄河大合唱》）我以为应当这样尝试发挥艺术的效果。

全国解放后，《黄河大合唱》在首都多次正式演出，都忽略了朗诵歌曲《黄河之水天上来》，我对此表示遗憾。朗诵歌曲表演时难度较大。他们怕处理不好，影响了整个演出的效果。１９３９年４月在延安首次两场演出，是由我带病朗诵的，当时伴奏条件也比较简朴。后来在延安演出，解放前在南北各大城市业余演出，都是八首歌曲一气呵成的完整演唱，并未因第三首难于处理砸了锅。现在的专业团体的高水平演唱，各方面的条件比过去强得多。我希望艺术家们克服困难，希望听到大合唱全曲的完整演出。

我现在还记得，１９３９年２月的一个晚上，延安交际处一个宽大窑洞里，抗战演剧第三队30位同志共度愉快的农历除夕。我应邀从二十里铺的医院赶来参加这个晚会。星海同志也应邀参加了。在明亮的煤油灯下，我站起来作了几句说明，然后很带感情地一气朗诵了全部四百多行的《黄河》歌词。同志们以期待的眼光聚精会神地谛听着。掌声刚落，星海同志霍地站起来，把歌词抓在手里，说：“我有把握写好它

！”接着是更热烈的掌声，杂以欢呼，祝贺这诗与音乐的心灵的契合。

《黄河大合唱》主要是音乐艺术的成就。歌词为实现作曲家的宏愿提供了便利条件。我们痛惜天才的作曲家过早地离去！要是他活到今天──当然是８０高龄了，听到他的歌声至今还在大河上下、天南海北鼓舞着炎黄子孙团结奋起振兴中华的壮志豪情，那该多好啊！要是他还活着，在他正常延续的后40年中间，他该写出多少不朽的时代乐章啊！想到这里，越发感到我们损失之大！越发激励年轻一代的有志之士，急起直追，弥补我们的重大损失，并且以超越前人的新创造，为新中国增添新的光彩！

（原载１９８５年８月２８日纽约《华语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