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琪：郑敏老师好！您是CCTV2006新年新诗会年度推荐诗人，推荐语中说您是“一棵诗歌的常青树”，您认为一个诗人要保持常青的秘诀是什么？

郑敏：一些诗人和评论家说作为一位八十六岁的老太太怎么会 “诗心不死”？我的回答是如同“春蚕到死丝方尽”。一个将写诗等同于自己心灵呼吸的诗人，自然会活一天就写一天。当然如果实在是“才尽”了，就只好像一位失去声音的歌手，去听演唱，而继续陶醉在别人的歌声中。中国自古是诗歌大国，古人对诗不像今天流行的看法：认为写诗是年轻人浪漫情怀的表现。对于李白、杜甫、李商隐、李清照，诗是生命各种激情酿成的酒，“少年不知愁滋味，爱上层楼，”只有尝够愁滋味的成熟的人，才能深知生命的百味和深意，而写出千古绝唱的好诗。在上世纪初，中国跨入现代历史，出现了多少当时还是青年的好诗人，因为这些青年人有着历史的敏感，和强烈的时代激情，中国新诗就是自他们开始的，但是如果只将诗看成是政冶激情的产品，年青诗人就不见得能成长成一个成熟的真正终生奉献给诗神缪斯的诗人。诗可以给人类一切高尚的情感和行为以力量，但她也能在哑然寂静的历史低潮的时刻，耐心地等待和召唤激情的苏醒。历史总是丰富的，高潮有高潮的激昂，恶浪有恶浪的愤怒，黎明的涨潮自天边滚滚而来，带来新的一天的期盼，阴暗的时刻的沉默有沉默的深思，而诗总是它们的刻痕和足印。诗人的诗不只是来自一己的情思，他的耳朵日夜在倾听历史的波涛，和人类的心跳。青年有可贵的敏感和激情，但如果他是一个真的诗人，当他在历史中一天天成熟起来，他的心灵中的眼晴会看得更远，他的耳朵会听到更丰富的合声。

安琪：您关于中国新诗没有自己传统的言论曾引起诗界广泛的争议，为什么您会持如此极端的观点？

郑敏：说实话前些时候的讨论，或说争论，混杂着不少非诗的因素，如：对何谓传统的不同看法，对诗为何物的不同认识，长期以来中国是历史上诗的大国，忽然被说成尚没有新诗传统，难以接受。诸如此类的议论，并未冷静地评估中国新诗在今天的成就和面对的问题。是不是因为有些人在写，有些人（多半是年轻人）在读，诗就自然有传统了？不然，只有在文学创作已拥有理论，并为作者和读者所接受，及付诸实践，作为评价的准则后才称得上有传统。中国新诗无论在形式、艺术性等方面都没有过严肃、集中的理论上的讨论。新诗自从上世纪完全告别古典汉诗后，追随语言改革的大潮，转向学习西方自由诗的分行形式，除了自由体之外，还稍试引进 “十四行的商奈（sonnet）体”及偶尔小试其他，如四行体等。总之对于新诗的音乐性，包括节奏、声韵等都不曾给予严肃的探讨，汉语新诗不能不承认至今并没有一整套的新诗的形式与内容的完整成熟的诗学理论。这是汉语新诗的一大悬而未决的问题。使我们在面对国际诗坛时不可能拿出新诗的诗学理论。今天我们将自由体当成汉语新诗的唯一公认形式，这显然难以说服自己和国际诗歌界。总之新诗在形式、表达、诗的结构等方面的诗学艺术都尚有待诗学理论的建立。因此与西方诗歌的多种诗学艺术相比，未免有不成熟之感，其中最突出的是音乐性的节奏感尚远不如古典诗词。

安琪：近年来，许多诗歌理论家纷纷修订或出版关于新诗史的专著，如洪子诚、王光明、程光炜等教授，您认为这里面是否有权威的新诗史问世，您又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郑敏：新诗已诞生近百年，关于新诗史如何写，近来颇多人关心这个问题。据我所知，目前大学中文系出于教学的需要，各有各的讲义类课本的资料。由于自己孤陋寡闻，不敢说是否己有权威性的“中国新诗史”著作问世。中国新诗差不多与二十世纪同诞生，命运与新汉语语言在二十世纪的起伏相似，在轻视嘲讽中诞生，在实践中壮大，在与国际交流中获得世界文坛的承认。任何有关 “历史”的论述总是“在进行式”中，公认的传统汉诗己有两千年的历史，自二十世纪开始与汉语新诗共存，前者在中国文学史，甚至世界文学史，都是德高望重的长者，后者则是后生可畏。虽说新诗只有一百年的成果，却己成当代汉诗的霸主，它是汉诗今天和未来的主体，目前正在日新月异的成熟中。虽然它的权威在国内己经奠定，但从诗体，诗歌艺术，诗学各方面的建设，它今天仍需要大幅度的发展，才能和古典汉语诗学抗衡；即使与世界现当代的诗歌相比，它的理论与实践的薄弱，也是显然的。因此今天西方汉学家提起中国诗歌，也仍以古典汉诗为主，李杜诗名传世界，而中国新诗的存在，欧美汉学家几无所知。这说明我们的教育界和科研界、创作界，要在新诗的艺术、诗学理论建设等方面给以极大的关注，使得新诗在诗学和创作方面尽早达到应有的高度，获得世界诗歌界的赞誉，方能如古典汉诗在历史上带给中国世界诗歌大国的荣誉。今天的俄罗斯文学使得俄罗斯仍能保持昔日的文学大国的荣誉称号，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在俄语文字和文学的昨天与今天之间没有像汉语文字与文学的昨天与今天之间存在着如此的特有的洪沟，古典汉语诗词以它两千年的精髓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光芒，这也是我们新诗努力的目标，但我们的新诗只有一百年的探索和寻觅，在诗学理论与实践上如此的稚嫩，而且当时是以白话起家，以拼音文字的西方十九世纪诗歌为课本，今天虽然己以三级跳的高速进入现代，但如今天写一本有份量的新诗史，恐怕除了罗列作家作品名单和描述新诗运动的史实之外，关于当代汉语新诗诗学理论，及其艺术实践方面，恐怕无法拿出一套有史学高度的共识，或有份量的各种诗学理论。但如编一套自新诗上世纪诞生以来的诗人、作品、诗评资料及诗学论文汇编，作为研究新诗的资料，自然也是十分有价值的，或可算作中国新诗研究的前期工程。因此，我至今仍认为中国白话新诗，无论从诗学理论和艺术实践，形式与内容的关系等各方面，都还不能说已有自己的传统。在这个问题方面2005年我们曾有过一些不同意见，最终我提出《关于汉语新诗与其诗学传统十问》，讨论也就没有再继续。也许什么叫 “传统”大家的理解本来就不一样吧，从丰富的现象上升到系统的理论，对于新诗这种文学中顶尖的创作品种，一百年的实践实在太短了，何况汉语在这一百年间经过一次大换血，抽走了两千多年的古典汉语文言文，一种精美绝顶的文学语言，从新注入以北京话为主的口语语言，用它来写 “诗”，如果能在一百年内解决好新诗歌所要求诗的语言艺术和配套的内容表达艺术，岂非奇迹！英国从十四世纪的乔叟走到十六世纪莎士比亚再走到十七世纪的弥尔顿，又经过十九世纪的拜伦、雪莱，才落脚在二十世纪的现代主义的艾略特《荒原》，前后共用了近六个世纪的发展，才完成当代诗歌语言和诗学艺术的创造！相对而言我们用了三级跳的速度，在近一百年内从古典诗歌过渡到今天的白话新诗，对于后者的不成熟，尚未建成自己的传统，有什么可以不服气的呢？ 汉语白话古典小说、戏曲，也可以说古己有之，但汉语白话”现代诗”却才诞生不到百年，相比古典汉诗，新诗还只在学步阶段，如果文化、哲学是它的大脑，语言是它的四肢，我们应该承认它需要快快长大，诗人，作为诗的母亲，应当多多关心它的营养和成长，而非对它的不成熟熟视无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