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小事》虽然不是鲁迅小说中最好的作品——仅从艺术形式上看，也许还是不成熟的作品之———却是非常重要的作品，无论从现代小说史还是从鲁迅小说创作的道路看，都是如此。但是，由于传统的研究方法的局限，长期以来，这篇近乎随笔的小说，不是被从政治、伦理学的角度过分地拔高，就是被粗心地加以否定，以至其独特的内涵未能得到恰当的揭示。

小说最早的推崇者当推茅盾，在《鲁迅论》中，茅盾指出，鲁迅既老实不客气地解剖别人，也老实不客气地解剖自己，并且说《一件小事》和《端午节》，“便是自己分析和自己批评”：

《一件小事》里的意义是极明显的，这里，没有颂扬劳工神圣的老调子，也没有呼喊无产阶级最革命的口号，但是我们却看见鸠首因形的愚笨卑劣的代表的人形下面，却有一颗质朴的。热而且跳的。在这面前，鲁迅感觉得自己的“小”来。

在这段分析之后，茅盾引证了小说最后一节文字。此后的肯定此小说的批评家，基本上就着茅盾这一评论中的两点发挥：一是反映了劳动人民的优良品质（后来逐渐引申出工人阶级、无产阶级的优良品质的描写的宏论），一是表现了鲁迅自我解剖的精神（后来引申出提出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我改造，向工人阶级学习的宏论）。

根据我们在第一部分的梳理，毫无疑问，茅盾的评论中混淆了作者（鲁迅）、叙述者我、故事中的人物我之间的区别，将三者视为同一的。在茅盾之前，成仿吾在《（呐喊）的评论》中，则毫不客气地指《一件小事》为“即称为随笔也很拙劣”，可以说是一笔抹杀。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应如何看待？我们不妨先将这些问题悬置，对小说作一番考察。

按照叙述学的基本假定，叙述文本是叙述者对叙述底本进行叙述加工的结果。以《一件小事》中的叙述而言，稍加分析便可以看出底本与述本的关系。小说开头这样写道：

我从乡下跑到京城里，一转眼已经六年了。其间耳闻目睹的所谓国家大事，算起来也很不少……

这里的故事讲述者是人物“我”。从时间上看，在底本中的“六年”在叙述时被变形了：底本的时间长度在叙述时被一句话的篇幅所代替；从人物“我”的经历的事件看，“六年”中的细节是无限的，在人物“我”的叙述中同样给变形了，这里的人物的回忆性述本与底本中的差异应该是很清楚的，而如果与第二部分所叙述的“一件小事”相比，在时间与细节量的处理上，叙述加工的程度就更鲜明，与对“六年”的叙述加工不同，“一件小事”的时间与细节量是通过选择而加以强化了的。

“一件小事”的叙述加工。最重要的是关于老女人跌倒的叙述。“刚近S门，忽而车把上带着一个人，慢慢地倒了。”接着一段有两种成分，一是对跌倒前的情况的叙述，这包括两个因素，车夫让开道、有点停步和老女人过马路、破棉背心已被风吹得外展，这些叙述的内容在底本中本来是跌倒前的情况，现在被放在跌倒后叙述，这是第一个层次的叙述加工——改变时序，这种改变时序的叙述加工，除了技术上的原因（若不改变时序，叙述起来就很平直，文章没有起伏了，改变时序后，形成了节奏。），还有情节构成上的原因：先述事故，事故发生前的情况被作为原因（确定责任的依据）而叙述，从而形成因果链。这可以视为第二个层次上的叙述加工，这个层次的叙述加工比较隐蔽，但仔细分析仍然可以发现，事故发生前的情况在被叙述时，已经被“我”加工了。老女人过马路速度应该不是很快，快的是车夫（“车夫也跑得更快”），但在“我”的叙述中是“伊从马路边上突然向车前横截过来”，“向车前”这个介词和方位词构成的短语，具有方向目的意味，而“突然”、“横截”都包括了叙述者的评论，强调了老女人出现的突发性与无道理，突发、无道理而又似乎专找车前走，这里叙述者对于底本的加工是渗透了老女人不该如此的意向和对老女人厌恶的情感，在这种情感意向下歪曲了底本。这种叙述的目的，是将事故的责任指向老女人自己。“车夫已经让开道”则进一步开脱了车夫的责任。但另一个叙述者也许可以强调车夫因为拉得快，对路况注意不够，等到发现有人，慌忙让道停步，但还是挂着了老女人的衣服，将她拉倒在地。在“我”叙述时，却是因为棉背心向外展开“所以终于兜着车把”，主动者是棉背心，而不是车把。试比较：棉背心兜着车把/ 车把挂住棉背心 “车把”在叙述中被处理为被动者，责任推向老女人。接下来的一句评论性更强：“幸而……否则伊定要栽一个大斤斗，跌到头破血出了。”似乎老女人应该庆幸、感激。到底是棉背心兜住车把还是车把挂住了棉背心，这个句式中主语位置的分配，正是事故中肇事者位置的隐喻，也是这一段叙述结构的象征。

“我”关于事故发生情况的叙述可靠吗？从上面的分析看，未必可靠。联系上下文看，也是如此。第一，车夫是自动地扶着老女人去了巡警分驻所；第二，巡警分驻所如何裁决虽然不知道（人物“我”不知道，故事是人物“我”回忆叙述的，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但作为作者操纵下的叙述者“我”，却是知道的），但“你自己雇车罢，他不能拉你了”却暗示车夫应负的责任不小。这样，“我”对事故的看法和立场与真实构成矛盾的关系，由这个基本的反讽形成的张力，促动了人物“我”，从而产生了震惊。也正是“我”这段关于事故起因的叙述和评价，历来是被评论者当作代表作者观点的叙述，当作事情的客观真相来引述的。比如唐弢的论文《“小事”不“小”》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事故的发生，是老女人从马路边上突然向车前横截过来，车夫已经让了道，由于他的破棉背心没有上扣，微风吹使向外展开，终于兜着车把，这才慢慢倒地。主要过失不在车夫。

显然，小说中回忆性叙事的人物我被当作作者来看待了，这种将叙事人与作者混淆的观点，在茅盾的评论中已经有了明确表述，唐弢尽管审慎地指出“‘我’自然不再是鲁迅自己”，但在上文摘引的片断中，叙事人的观点其实正是被当作作者的观点看待的。

分析证明，“我”对这一事故原因的叙述并不是唯一可靠的客观叙述，而是底本中的一种带有人物“我”的观察特征、情感色彩、好恶倾向的特定叙述，未必可靠。这些渗透于叙述中的主观性，是否如一般论者所说，是一切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劣根性或者说是自私呢？应该说找不出这样的具有阶级属性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