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授到中学上点课，更准确、全面的说，还应包括中学老师到大学任教，这是一件值得提倡的事。说起来，这也并非新事，大学与中学的勾通，学术界与教育界的勾通，这本来就是五四新文化的一个传统。许多著名的大学教授、学者、作家在中学任教，中学名校的老师到大学授课，这都是一件很普通的事。这是可以开列一个很长的名单的。尽管这样一个传统曾中断了很久，但这些年又开始了恢复传统的自觉努力：许多大学教授，学院里的学者，积极参与中学教育改革，做了大量的工作。除了参加教育理念的讨论，教学课程标准的设置，教材与课外读物的编写之外，也包括到中学开讲座，作学术报告，据我所知，夏中义教授为上海七宝中学（按，请核实一下校名）主持的讲座已经持续了许多年，并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我们今天提出“大学教授到中学上课”，则有着新的含意，也有新的教育背景。这就是在新的课程标准中，规定在高中阶段将开设选修课，并占有相当的比重。应该说，这是中学教育的一个全新课题。而且应该承认，中学教师要开设选修课，在起步阶段，是有相当的困难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学教授，特别是退休教授，利用自己的专业研究的优势，到中学上点与自己专业有关的选修课，是完全有必要与可能的。——这里需要强调两点：一是大学教授到中学上课是有限度的，主要是选修课，一般情况下，不宜上必修课，因为必须承认，中学课程是一门专业学科，中学教师是应该专业化的，即使是优秀的大学教授，出色的学者，也未必能成为一个好的中学老师，如果真要在中学担任必修的基础课，也要经过专业的学习与训练。而中学选修课由于它与大学课程有一种内在联系（我们在下文再作详细讨论），并且有一定的专业性，这就为大学教授的参与提供了某种空间。但即使如此，中学选修课也必然有不同于大学课程的新的规律与特点。因此，大学教授上中学选修课，是带有试验性的，他的主要任务是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与中学老师一起，经过教学实践，探讨中学选修课程的规律，积累经验。从根本上说，中学选修课程的主力仍然应该是、也只能是中学教师。用我自己的习惯说法：大学教授对中学教育的参与，包括到中学上选修课，主要是为第一线的中学老师作一点服务性的工作。——这是在一开始就必须明确的。
那么，大学教授与学者，能够作哪些服务性工作，或者说，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呢？我以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应该动员一批有较高的专业造诣、处于学术前沿位置的，对中学教育又有一定了解，甚至曾有过在中学任教经历，而又有参与中学教育改革的热情与可能的专家、学者，直接参与中学选修课课程基础建设工作：与有经验的中学老教师，有探索热情的年轻教师一起，编写中学选修课教材，并直接参加教学实践，检验与修改教材，总结经验，逐步建立具有操作性的教学模式。这在当前的中学教育改革中，是具有极大的迫切性的。
其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大学教授，特别是高水平的教授到中学上课，对中学老师，特别是年轻教师是一个“送上门”的辅导：不仅在共同上选修课的过程中，可以得到直接的专业指导与受到精神影响，而且也可以借此和大学教授本人与他所在的学校建立长期的联系，为中学教师的进修开创一个新的途径。——我始终认为，第一线的中学教师业务水平与精神境界的提高，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是中学教育改革能否健康、持续的发展的关键。
大学教授到中学上选修课，还起到直接将大学教育与中学教育勾通的作用。我们在大学里任教的教师，经常感到中学与大学的隔绝，以至中学生进入大学以后，常常要经过半年、甚至一年的适应过程，如果再加上最后一年的找工作或报考研究生的准备，学生在大学真正认真而有效的读书的时间仅有两年，这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浪费。因此，在我看来，中学开设选修课，其意义与目的正是要使中学与大学衔接，有助于学生进入大学以后，较早地进入状态，而大学教授到中学上选修课，正可以将大学（特别是某些有传统的名牌大学）的某些精神、理念，以至具有参考价值的教学方法传播到中学，同时将中学里的好的精神传统带到大学，形成良性的互动。而对中学教育与中学生的了解与熟悉本身，也会使大学教育更贴近教育对象。这里，还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我们绝不能低估中学生的学习与创造的潜力，大学教授到中学上课，正可以起到“早开发”的作用。不仅可以从总体上提升中学生的境界，而且也可以促使一些有才华与悟性的学生较早地进入学习与创造的高峰状态，这对他们终生发展的影响可能是难以估计的。对于大学，特别是重点大学，更是提供了一个发现、选拔与培养人才的途径。
不难看出，大学教授、学者到中学上选修课，它的作用是双向的，绝不是单向的“给予”。对大学教授、学者自身而言，这是一项重要的学术普及工作，将研究对象的思想，以及自己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新一代的精神资源，这正是像我这样的学者的一个自觉追求或梦想，这对我们的学术生命的意义与价值是怎么估计也不会过分的。我从来将读者、学生对我的学术观点的接受、质疑与发挥、补充，视为我的学术研究的一个延伸，也就是说，我的学术是我与我的读者、学生共同完成、创造的。几十年来，我在北京大学讲鲁迅，就不断从北大的学生中得到启示，而且我总是将他们在讨论与作业中所发表的真知卓见（包括对我的批评）引录到我的学术著作中。这次到南京师范大学附中开设“鲁迅作品选读”，也同样从中学生的反馈中受到很多的启发：中学生固然存在着知识不足、思想不成熟的弱点，但他们框框少，常会有出乎意外的想像与理解，甚至他们提出的问题也是意想不到的，有时候反而对我们这些专业人员的某些习惯性思维形成挑战，经常使我的精神为之一震。因此，在中学任教的这一个多月，又成了我的生命中最富色彩的“幸福时光”。作为一个不知悔改、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终于在离开了北大的讲台以后，又在中学（特别是我的母校南师附中）找到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坚持理想的途径与施展天地。48年前，我从这里出发，现在又回到了这里：中学将永远是我以及我们每一个人的精神家园。
当然，正像任何事情都有自己的限度一样，大学教授到中学上选修课，也是有限度的。说到底，它也只是一种辅助与服务，“中学教育的主人只能是中学教师、中学管理人员与中学生”，这是我们讨论大学教授在中学上课的意义时，一个必须首先确立的大前提。而且既然是中学教育的一个部分，它也必然受到现行中学教育的体制、队伍与学生对象的种种限制。比如说，我们这次讲鲁迅选修课，就只能在高一、高二班级开设，而绝不敢、也不能影响高三的复习应考，这是每一个有现实感的人都必须面对的现实。因此，它的作用——更准确地说，只是可能发挥的作用，既是有的——这一点必须肯定；又是有限的——这一点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不能有任何的虚夸。特别是目前仍是处于实验、起步阶段，绝对要谨慎从事。我自己更是怀着“如履薄冰”的心情，不敢掉以轻心。绝不能将大学教授到中学上课这件事看简单了，它绝不是任何人、不加认真准备、不投入足够精力与时间，就可以草率从事的。因此，我在这里写文章为大学教授到中学上选修课作鼓吹，一面又不免有些紧张，不知道自己这回是否又有些冒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