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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是怎样一部书?
更新时间:2024-03-29 07:02:04

一、《论语》一书结成的时间

《论语》是怎样一部书?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大段引用《论语》,并以此作为叙述孔子生平的线索。《汉书·董仲舒传》也记载董仲舒援引《论语》中孔子的话,作为立论的依据。董仲舒是汉初景帝、武帝时人,司马迁稍晚于他。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董仲舒、司马迁都见到了《论语》的内容。换句话说,至晚在汉朝初年景帝、武帝的时代,《论语》一书应该已经结成,而且内容与我们今天见到的版本已非常相近。但是,这部书是否在当时就叫做《论语》,我们还是不能知道,因为他们都没有提到过“论语”两个字。

最早提到“论语”两个字,并将其当作书名或篇名来引用的,是《礼记》中的《坊记》。那么,《论语》一书的得名必须早于《坊记》的成篇。至于《礼记》诸篇的年代问题,历来都很聚讼。唐朝初年成书的《隋书·经籍志》说《礼记》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河间献王所得孔子弟子与其后学所记,二是西汉末年的大学者刘向考校经籍时整理出来的。后经戴德、戴圣相继整理删减,成为今天的样子。所以,今本《礼记》又称“小戴礼”。在同书《音乐志》中引沈约的话,说汉初经籍残佚,儒家学者搜集零星,采其与“礼”有关的片段,编辑而成《礼记》。其中《中庸》、《表记》、《防记》、《缁衣》都是《子思子》一书中的片段。我们知道,子思是孔子的孙子。也就是说,《礼记》诸篇并非先秦的作品,但其内容却主要来自《子思子》、《公孙尼子》等先秦著作。《隋书·经籍志》同时纪录了《子思子》与《礼记》,南朝的沈约应该同时见到这两部书,并知道其中的异同。那么,沈约的话应该满可信的。

但是,几年前在湖北郭店出土的战国中期文献中,有一篇显然就是今本《礼记》中的《缁衣》。由此推测,沈约所提到的《礼记》中的其他几篇,特别是《中庸》、《表记》与《坊记》很可能也成篇于战国。郭沂先生考察了郭店出土的文献后认为:《子思子》一书原来就叫做《中庸》,就是《史记·孔子世家》中“子思子作中庸”的“中庸”,而今本《礼记》中相关篇章原来都是《中庸》一书的篇章(见郭沂“《论语》·《论语》类文献·孔子史料──从郭店简谈起”、“《中庸》·《子思》·《子思子》──子思书源流考”等文)。我虽然觉得问题至此还没有完全解决,但也觉得这个说法听起来比较顺。

二、《论语》的作者

《论语》的作者谁呢?应该不是孔子本人。在先秦,学者与学生讨论问题,并且亲自参与将这些言论集结成书,这部书常常就以这位学者命名,比如《孟子》、《荀子》、《韩非子》等等。假如孔子亲自参与了《论语》的集结,那么这部书就应该叫做《孔子》。郭沂先生认为司马迁所说的《中庸》就是《子思子》一书原来的名字,为子思所著,我对此还是有些疑虑的。

《汉书·经籍志》引刘向的话,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篡,故谓之《论语》。”那么,《论语》是孔子的学生们在孔子死后将他的论述编辑起来而成书的。虽然刘向对先秦典籍的整理常常遭到後世的怀疑与批评,但对这一点,迄今没有人提出过质疑。

孔子的学生很多,《论语》是哪些学生编辑的呢?东汉末年的郑玄认为是仲弓、子游、子夏等所撰。北宋的大儒程颢则因《论语》中有“曾子”、“有子”的字样,认为是曾子与有子的学生们编辑的。郭沂先生认为:《论语》的编者主要是孔门中“德行”与“文学”两科的学生和他们的门人,即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子游、子夏等等(《论语·先进》篇说:“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郭先生主要是通过对郭店楚简、今本《礼记》等的相关章节,与《论语》的内容进行了对比,而得出这个结论的。他的结论与郑玄的说法比较接近,论证也很令人信服,比程颢的猜测更为合理。但是,我个人一直觉得,子贡在《论语》中经常出现,也很重要,他又那么爱说话、会说话,编辑《论语》完全没有他的份儿,似乎不大逻辑。

三、《论语》的书名

如前所述,《论语》不同于其他先秦子书,有个很怪的名字,后世学者因此很费脑筋。对此论述最为详尽的是郑玄。北宋初年,邢昺受诏为魏人何晏的《论语集注》作疏,他在序中引郑玄说:“论者,纶也,轮也,理也,次也,撰也。以此书可以经纶世务,故曰纶也;圆转无穷,故曰轮也;蕴含万理,故曰理也;篇章有序,故曰次也;群贤集定,故曰撰也。”郑玄在注《周礼》中也谈及《论语》的名称,他说:“答述曰‘语’。以此书所载皆仲尼应答弟子及时人之辞,故曰‘语’。而在‘论’下者,必经论撰,然后载之,以示非妄谬也。以其口相传授,故经焚书而独存也。”

郑玄是东汉今文学与古文学集大成的人物,是训诂与注解先秦典籍的大师。他与东汉大经师马融合称“马郑”,对后世学者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我们今天所说的、与宋儒的“宋学”相对的“汉学”,主要指的就是马郑之学。马郑的注释非常详尽,广徵博引,有时对一个字的注释长至上万字。陶渊明对这种注释就曾表示不满(“好读书而不求甚解”《五柳先生传》)。宋儒也因此很轻视郑玄的学问。明朝时,郑玄对经籍的解释几乎完全被排斥于正统教科书之外。一直到了明末、清初,乾嘉学者才重新发现了汉学的价值,而笃守不疑。

从郑玄对“论语”两个字长篇大套的解释,我们可以窥见马郑之学的特点。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总有些穿凿附会的味道。尽管如此,我比较情愿相信它,这不仅因为它是我们至今能看到的最早的资料,更因为这正是两汉学者治学的方法。要想弄清《论语》的来龙去脉,就必须明白儒学在两汉的传习模式。

今人徐中舒通过对《左传》、《国语》等先秦文献的研究提出:一直到春秋时代,历史记载仍有靠瞽蒙(盲人)背诵,口耳相受的。瞽蒙传诵而经由后人书于简牍的就叫做“语”。这种传习方式恐怕不止于春秋、战国,秦、汉之间,很多典籍可能还是靠着这种方式在个学术流派中流传。这正应和了郑玄的“口耳相受”说法。

四、《论语》在汉、魏的流传

魏人何晏的《论语集注序》引刘向的话说:汉朝时传习《论语》,主要有齐、鲁和古文三个大流派,它们的文字、篇名及篇数互相都有差异。《齐论》主要在齐地的学者中传习;《鲁伦》则主要在鲁地的学者中传习。西汉景帝之子鲁共王为了扩展自己的宫殿,曾经拆破坏了孔家的房子,从中发现了藏在墙壁里的古文《论语》和其他一些珍贵文献。关于汉朝“壁中出书”的真实性,陈梦家有过很详尽的论述,具体见他的《尚书通论》。这就是所谓的《古论语》。刘向很详尽地叙述了这三家的承传过程。

《论语》可能到汉朝初年还是在不同的学派中靠口、耳相传授的。每一个学派因为方言语音的差异,最终写在简牍上的文字也不尽相同。更重的是,每一个学派所传的文字都与他们对孔子原话的理解有关。可以说,每一个《论语》版本就是一个学派的研究总结,是一个自足的体系。后来,张禹兼攻齐、鲁两家,合成所谓的“张侯论”,盛行于世。汉末,专事综合今文、古文学的郑玄又以《鲁论》的章目为基础,参考《齐》、《古》,为《论语》做注,这样,三家的差别才终于被泯灭了。

五、结论

通过上边的考察,我们知道:《论语》最晚在汉朝初年已经结成。从郭店出土的战国楚简,我们甚至可以推测:《论语》的结成与得名甚至可能早至战国中期。我们今天还可以有相当的把握说:《论语》出自孔门中重视道德、文艺(不是今天说的“文艺”,而是文人君子应该掌握的各种技艺)、言语等方面的学习的学生和他们自己的学生之手。

《论语》的“论”字显然与“讨论”、“讲论”很有关系;而“语”子似乎不仅是“言语”的“语”,而是中国早期书籍中的一种体例。所谓“语”,应该是指那些先经过口、耳传授,继而被书之于简牍的书籍。这个结论推测的成分多,论证还很不足。

《论语》在汉朝首先是在齐、鲁学者中传习。不同的学派所传的《论语》,篇章与内容也不尽相同。假如这些保存下来,对我们研究汉代儒学一定有巨大意义。《论语》经过了张禹、郑玄、何晏等等的整理,基本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

《韩非子·显学》中说:孔子死后,儒家分成了八个流派。我觉得,《论语》正是战国儒学诸多学派中的一家之言。它很可能是几位志同道合的孔门学者凭着记忆,经过讨论、切磋,篡集而成的。它代表了这几位学者对孔子思想的理解,或许就是这一派所使用的教材之一。周予同先生说:《礼记》是战国儒学的各家之言。在这层意义上,《论语》与《礼记》诸篇作为先秦儒学文献的价值是同等的。要真正理解《论语》,理解孔子的思想,理解先秦儒学,就必须将《论语》和《礼记》等等早期儒学典籍一同参照来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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