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群星闪烁的唐代天幕上，素有“双子星座”之称的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是两颗璀璨夺目的巨星。豪放飘逸的李白诗歌的最动人之处，在于他依托盛唐这一伟大时代，不管在人生道路上遇到什么样的崎岖坎坷，都始终保持着高昂的进取热情和搏击困难的信心；沉郁顿挫的杜甫诗歌的最感人之处，则在于他置于“安史之乱”这一动荡的时代，不管在现实之中遇到什么样的灾难不幸，都始终忧念着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信条，在一生落魄潦倒的杜甫那里，被演绎、升华为“穷亦兼济天下，决不独善其身”。这种忧国忧民、同情悲悯的博大兼济情怀，是杜甫留存至今的一千四百多首诗歌的抒情基调。

唐肃宗至德元年（７５６年）六月，安史叛军攻占了唐朝的都城长安。七月，杜甫把家小安顿在鄢州（今陕西富县）的羌村，便只身去灵武（今宁夏灵武县）投奔肃宗，为平叛效力。不料中途被叛军俘获，押往长安。次年三月，诗人眺望沦陷后的长安城池破败的景象，写下了五律名作《春望》，抒发感时忧国、恨别思亲之情。

全诗紧扣“望”字展开，前二联写“望中景”，而景中含情。首联“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写春望所见。司马光分析说：“‘山河在’，明无余物矣；‘草木深’，明无人矣。”（《温公续诗话》）长安原是繁华的都城，如今惨遭破坏，人事已非，只剩下山河草木了。这一联对仗工巧，诗意翻跌，“国破”的残垣断壁与“山河在”的亘古如斯，意思相反；“城春”应是景色明媚，而接以“草木深”，则写荒芜之状，对比强烈。颔联“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由泛览满城草木，收为具体描写花鸟。在结构上，“感时”句承上，“恨别”句启下。这一联可作两种理解：一是触景生情，诗人因为感伤国事，怅恨离别，所以见花草而落泪，闻鸟鸣而惊心。花鸟本是娱人之物，却惹起了诗人的无限烦恼。二是移情于物，将花鸟拟人，由于感时恨别，花也溅泪，鸟也惊心。诗人以含情之眼观物，物亦有情，借物之情传人之情，使抒情更为曲折深沉，被前人评为“加一倍写法”（施补华《岘佣说诗》）。

诗的后二联抒“望中情”，而情中见景。颈联“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上句承接“感时”，下句承接“恨别”。据史籍记载，杜甫被扣押的这年春天，唐政府军与安史叛军战事不断，烽火不息，无数家庭亲人离散，生死不明。杜甫一家，妻儿在鄜州，弟妹等人远在山东、河南，诗人这时候多么盼望家人的消息，可是在这兵荒马乱的岁月，捎一封家信谈何容易！正因为家书难得，所以更觉珍贵。“家书抵万金”，不仅是杜甫，也是普天下所有离散之人忧念亲人、祈愿平安的共同心声。这句诗概括了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心理感受，引人共鸣，千古传诵。尾联“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写诗人望后的情态。烽火连天，音信不通，诗人眼望都城的残破景象，挂念远方的离散家人，徘徊踟躇，愁苦不堪。但诗人没有直抒愁苦之情，而是描写动作和细节，达到抒情的目的。“白头”为愁所致，“搔”是解愁的习惯动作，满头白发因不停的搔抓而“更短”，以至于连发簪都快要插不住了。可见诗人的愁苦，达到何等强烈的程度！诗人把无形的内心情感，转化为可见可感的形象，使抽象的愁苦之情变得具体直观，富于感染力，收到了良好的抒情效果。

杜甫把个人愁情寄托于抒写世情上，这种博大兼济的情怀，是人性中最为美好的部分，也是杜甫诗歌最为感人的地方。

（《中学生阅读》２００２．７～８，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