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1年，顺治帝驾崩，8岁的康熙帝即位，由以鳌拜为首的满洲贵族四大臣辅政。他们对顺治帝推行汉化的许多措施不满，以遵守祖宗旧章为由，恢复了不少满洲入关以前的旧规。他们歧视和藐视汉族文士，制造了“庄史案”、“通海案”和“奏销案”，对江南士绅进行了一系列残酷的打击。
这四位大臣都是马背上打出来的战将，他们崇尚的是强弓硬弩，缺乏基本的文化素养。对于“一沿明制”的科举取士，他们以守旧的满洲武人的见识，看不到它对加强清朝统治的久远作用，只是厌恶僵化的八股文和繁琐的考试程序。康熙三年（1664年）甲辰科会试，便“废制艺（即八股文），以三场策移第一场，二场增论一篇，表判如故”。意思就是由原来的考三场减为两场，废止了八股文，而以首场的时务策作为考试的主要内容代替原来的七篇“四书文”和“经义文”。此科的时务策题目是《修己以敬论》，会元为浙江海宁人沈珩，状元为前科贡士浙江乌程人严我斯。康熙五年（1666年）丙午科乡试，六年（1667年）丁未科会试，都以甲辰科为例。
此外，鳌拜等对乡试、会试考官必用翰林、进士也不以为然。康熙二年（1663年）乡试所派云南主考蔡驺和康熙五年（1666年）的广西主考曹首望，都是拔贡出身。康熙六年（1667年）丁未科会试，以前明举人出身的户部尚书王弘祚为正主考，王弘祚是清初《赋役全书》的主编者。让这些非科举入仕的人获此收天下英才为门生的殊荣，既是清初鳌拜等对翰林、进士的轻视和唐突，也反映了他们对人才的不同看法。
清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帝铲除了鳌拜集团。左都御史王熙、礼部尚书黄机等汉臣立即奏请，定于秋季举行的乡试恢复旧章，取士仍以“首场七艺”，即七篇八股体的经义文为主。他们的理由是：“先用经书以阐发圣贤之微旨，以观其心术”，认为八股文有不可替代之大用。深受儒家经典熏陶、对汉文化有很深造诣的康熙皇帝深知八股取士对于控制、驾驭士人思想的意义和作用，立即批准这一建议，恢复了八股取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