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过秦论》（上）以“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作结，为画龙点睛之笔。长期以来，课文注释对此句的理解多为“不实行仁义，攻和守的形势便不同了。”笔者认为这种理解有失偏颇：认为仁义决定攻天下和守天下，夸大了仁义的作用。其实质是对文章主旨的理解偏差。

笔者以为“仁义不施”只是针对守天下，并不包括攻天下。攻和守面临两种不同的形势，方略也就不同。《过秦论》实为主“逆取”与“顺守”之哲学，即攻天下应当采取谋略和武力，是为“逆取”，守天下则必须施行仁义，是为“顺守”。

首先，请看课文。铺陈孝公取天下一段：“以窥周室”，“外连衡而斗诸侯”，一个“窥”字道出伺机之心，一个“斗”字绘出“连横”之诡。至于“内立法度”，则是商鞅的“励耕战”之策。记叙其他诸君取天下：“因遗策”，实为武力与强权之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面对敌国之师，“秦人开关延敌”，为实行谋略之至；“因乘利便，宰割天下”，为强势与武力之尊。在秦国奋发图强的勃勃野心和扩展进取的磅礴气势之中，我们看到的是谋略与武力交相辉映的兴盛史。而秦的灭亡史才是仁义不施的历史，“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之中，仁义俱废，谈何施行！“名城，杀亲杰”更是血雨腥风，谈何“爱人”。

金圣叹在《天下才子必读书》卷六中说：“过秦论者，论秦之过也，秦过只是未句‘仁义不施’一语便断尽。”如此看来，秦之过，便在守天下而仁义不施也。

其次，理解《过秦论》（上）的中心论点，必须结合中篇和下篇的有关论述，因三篇是一个整体，观点一致，只是有所侧面。中篇有语：“夫兼并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中篇重点分析：天下百姓归顺于秦，始皇和二世不施仁义，而是施行严刑峻法，在秦亡的历史之中，得出“牧民之道，务在安之”的结论，而下篇则指出秦人之亡，非在外力，而在自身，是因“本未并失，故不能长”。由此可见“攻天下”当以诈力和武力为主，而“守天下”则必须实行仁义。

再次，贾谊政论文在关注国家政治的热情之中，有着两汉初期儒生所共有的政治思想和高瞻远瞩的治国方略。早在刘邦称帝之初，陆贾便说：“汤武逆取而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史记·陆贾列传》），叔孙通也说到“儒者难以进取，可与守成”（《史记·叔孙通列传》），后世胡致堂曾言：“谊之言必出于陆生，盖儒者攻尚谲诈而守尚仁义也”。

如此看来，“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便真正道出一代儒生贾谊之苦心：守天下者，当施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