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诗歌中的飞鸟形象

“初九:明夷于飞,垂其翼。” （《周易》之《明夷》）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诗经》）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庄子·逍遥游》）

“愿接翼于归鸿，嗟高飞而莫攀。”（曹植《九愁赋》）

“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古诗十九首·西北有高楼》）

“我欲渡河水，河水深无梁。愿为双黄鹄，高飞还故乡。”（《步出城东门》）

“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嵇康《赠秀才入军》）

我们沿着这条思想的小径，用我们的心灵沿着飞鸟曾经划过的痕迹，终于走进了一个全新的王朝，一个诗歌和灵魂都有了重大发现的精神王朝——魏晋时期。

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一个独具中国文人品格的诗人——陶渊明。

提到陶公，人们多知他爱菊、爱松，然而我在他的诗歌中看到的更多是在写鸟。除有六首诗歌专门咏鸟外，还有四十二处写到鸟，其量远在松菊之上；而且，飞鸟的形态殊异。显然，鸟在渊明心中有更重要的地位。我们根据陶公一生的经历和他诗歌创作的时间先后顺序，可以很清楚地发现一条线索：鸟这一形象在陶公的诗作中充当了他的灵魂代言人。陶公对理想的强烈追求，对生活的极大热情，对政治的极端失望，对老此一生的无可奈何都用同一个意象表现得淋漓尽致。二者相得益彰，互为参照。同时，诗人在不同时期反复歌吟鸟的不同形象，也反映了诗人进与退的矛盾心理伴随终生。下面就从横向为主，以纵向为辅对陶公诗歌中的飞鸟形象进行分析，以期借助飞鸟这一形象走进陶公的精神世界，更加深刻地认识这位伟大诗人矛盾困顿的一生。

高鸟展宏志

“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

陶渊明诗歌和人生的前期，诗歌中出现鸟的意象最早的是《命子·其二》。这是一首咏怀诗，当时他还没有出仕，然而我们分明可以从“凤隐于林，幽人在丘”中读出陶渊明的青年时代是充满幻想和憧憬的时代。家中虽然四壁萧然，不蔽风日，布衣着身，疏食不给，但却怀有大济苍生的抱负。他以史讽今，不满于当时黑暗的社会，又不愿同流合污。我们也可以读出他崇尚自然，想效法中国历史上许多隐士的情怀。

陶渊明虽然早年对老庄学说很感兴趣，但受影响最深的还是儒家经世致用的思想。“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他的抱负很大，希望自己将来能“大济苍生”，把社会治理得象尧舜盛世一样。但他生不逢时，陶渊明所处的时代极其腐败，这时期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都很尖锐。统治者对分散割据的政治局面听之任之，不思进取，而朝臣们又都为个人利益谋划篡权夺位；在用人制度上，门阀制度盛行，士族阶层把握政权，压制贤能，时代风气不正，虚伪浮华之风盛行，谄上骄下，胡作非为，廉耻扫地；而陶渊明这个刚直汉子追求真率、崇尚自由，再加上他“性刚才拙，与物多忤”不愿与浊世苟合，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这种社会和政治的腐败使陶渊明无法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但也正是这种制度激发了陶渊明最初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

《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一》是他躬耕之初写的一首田园诗。当时诗人回浔阳为母居丧。这首诗抒写自己躬耕之初的新鲜感受和喜悦心情。“鸟哢欢新节，泠风送馀善。”诗中写到，初春的清晨，荷锄躬耕。走在阡陌交错的田间小路上，望着一派大好春光，陶渊明不禁情思邈邈遐想不已。两次出仕，他领略了官场的腐朽污浊，深知壮志难酬。现在这清新诱人的生活怎能不使崇尚自然的他感到亢奋与鼓舞。田野上春鸟啾啾，好像欢呼新春的到来；晨风习习，恰似迎接归来隐耕的主人。秧苗吐绿，欣欣向荣，只有路旁时而可见的根根寒竹，尚存留着残冬的余威。陶渊明思接千古，情飞万里，遥想丈人，不由感慨世风日下。这期间，他还作了《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一诗，诗中有“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句，“高鸟”的意象表现了诗人厌倦动荡战乱的生活，渴望像自由的鸟儿一样展翅高飞。鸟的高飞远举象征着人的功业追求，鲲鹏展翅九万里，境界何其高远！渊明早期诗中之鸟多用来表现其用世之心，功业追求。《杂诗》其五云：“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可看作是此期内心世界的写照。《停云》诗最后一章写“翩翩飞鸟，息我庭柯。敛翮闲止，好声相和”，未始没有期盼知音赏识的意味。渊明怀着眷眷用世之志走入社会，我们仿佛看到了他急切的脚步，感受到了他躁动的心跳。然而，诚如范文澜先生所言，这是一个“杀夺而滥赏”的社会，“统治集团中人得失急骤，生死无常，心情上表现紧张与颓废……”因此，兴冲冲步入仕途的渊明不免碰壁，产生了矛盾与麻烦，在矛盾无法协调时，渊明开始了痛苦的转换。

羁鸟露彷徨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归园田居》）

渊明居官，本来是为实现政治上的抱负，获得人生价值实现后的更大自由，而实际上他非但没拥有这种自由，反而失去了更本原的、更珍贵的自由。此时的渊明“望云惭高

鸟，临水愧游鱼。”（《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长期的官场生涯，使他认识到居官并不能实现他期待的“自由”，他并不能象大鹏那样扶摇直上九万里。因此此期诗中之鸟，意义发生了转换，即开始追求退守的自由——与主流社会疏离后的个体自由。个体欲在社会上立足，实现人生价值，方式和路径多种多样，质性和志向这二者有时候并不能统一，这时全靠个体的取舍。在这茫茫的暗夜中，渊明是多么需要有人指点迷津，也多么渴望有某种力量载他渡过这一段沼泽！这期间他以其深厚的人格素养完成了对一个又一个人生问题的思索与求证。黑暗与苦难磨炼了渊明，也成就了渊明，他终因对人生问题思考的广度与深度而成为魏晋玄学的集大成者，也开辟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新的生活理想与人生模式。叶嘉莹先生对此期陶渊明的分析较为细腻：“如以渊明之志意而言，则用世乃其本心，归田才是不得已。然而如以渊明之质性而言 ，则归田方能保全其自然与真淳，而出仕则不免于有‘违己交病’之患。所以渊明的归田，既非为了虚浮的隐居的高名，也非为了世俗的道德的忠义，而只是为了在‘大伪斯兴’的此一人世，保全其一份质性自然的‘真我’。”

归鸟思隐逸

“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读山海经十三首》）

陶渊明最终彻底归隐，以归园田居、耕读为生为标志。起初他作了《归园田居五首》、《归鸟》、《读〈山海经〉十三首》等。作这些诗时，陶渊明真正回归田园的生活刚刚开始。在归来最初的三年里，他似乎颇感惬意。他躬耕、爬山、作诗、喝酒。温饱不成问题，家中的孩子天真、幼稚而又可爱。与此同时，在这些诗中，他又以“羁鸟”、“归鸟”和“奇鸟”称喻自己。“羁鸟”表达了诗人对黑暗官场的厌恶；“归鸟”则是诗人自赞结庐隐居；“奇鸟”则传达出诗人内心深处对自己生不逢时，无法施展自己才华的苦闷。

他所处的社会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诗人在《感士不遇赋》中指出当时社会风气的腐朽，朝堂之上“雷同共誉毁”“咄咄俗中愚”（《饮酒二十首·其六》），正直的人是没有出路的。长期的政治动乱，迫害无辜，魏晋以来“名士少有全者”，真是“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他总算明白了一个道理:当权者是靠不住的，官场对于正直的人来说无异于密网之于鱼，宏罗之于雀。无论政客军阀们打着什么旗号，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政治的黑暗就在于这帮丑类为谋私利而无所不用其极。既然大济苍生无望，莫如“击壤以自欢”，走一条独善其身的道路。离开官场，如释重负，顿感身轻意舒。还乡途中，小船轻快地驶进，清风拂面，晨光熹微。陶渊明的心中全然是一种恍然大悟，返朴归真的感觉。

归鸟意象是陶诗中最受青睐的意象，它是作者一生由仕而隐的象征。试看其《归鸟》组诗：

翼翼归鸟，晨去于林；远之八表，近憩云岑。和风不洽，翻翮求心。顾俦相鸣，景庇清阴。

翼翼归鸟，载翔载飞。虽不怀游，见林情依。遇云颉颃，相鸣而归。遐路诚悠，性爱无遗。

翼翼归鸟，相林徘徊。岂思失路，欣及旧栖。虽无昔侣，众声每谐。日夕气清，悠然其怀。

翼翼归鸟，戢羽寒条。游不旷林，宿则森标。晨风清兴，好音时交。矰缴奚施，已卷安劳！

陶渊明通过归鸟晨出晚归的行踪，隐喻自己从入世到出世的经历，复杂矛盾的心情及情感的交流过程。这组诗充分体现了作者劫后余生的无限感慨，表现了作者寄心归鸟、追求真朴的心迹。

陶渊明诗歌中的归鸟意象沉淀着主体的审美特质，印记着诗人独特的心理内容。在陶渊明的诗歌中，“人的自然化”的审美境界多是借助于其实是诗人自我自然化形态的归鸟意象，写鸟实写己，通过表面平淡的意象来表达内心深远的情怀，呈现出一种淡远、空灵之美。作者将自我浑然物化于归鸟之中，创造出一个“人的自然化”的审美境界。王士祯赞美曰：“忽悠然而见南山，日夕而见山气之佳，以悦鸟性，与之往返，山花人鸟，偶然相对，一片生机，天真自具，既无名象，不落言诠，其谁辨之？”王士祯体味出了诗中 “一片生机”的淡远意境，在此，物我一体，鸟即是诗人，诗人即是鸟。主体真正地融入自然客体之中，形成“人的自然化”的审美境界。

在陶渊明看来，生活本来应该像飞鸟般自由自在，归鸟般有家可依。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异化的社会中，人们往往失落生命的本我，为外在之物而奔波，失却了精神家园。正是由于对精神家园的呼唤，陶渊明的诗歌中才一再出现归鸟意象。归鸟晨出暮还，遵守着生命节奏，归巢是它的栖身之地，是躲避风雨的场所，也正是陶渊明所寻求的精神家园的比喻物。这一信息明白地透露在“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读山海经十三首》）中。归鸟的意象表面看来是平淡的，但它分明是诗人的艺术化身，灵魂的再现，“自我”的写照，在平静的水面下涌动着不息的生命涡流，这是生命力的召唤，是人类在感情上对自然的原始依归，这正好与人的天性相吻合。陶渊明在欣赏自然中欣赏生命，在寄心归鸟中寻求属于自己特有的精神家园，实现着对现实异化社会的超越。

孤鸟意凄凉

“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饮酒》其四）

乡野田园的劳苦艰辛与精神愉悦的对比对诗人而言还是毅然可以兼容的。但是美好的田园景象，简单质朴且可实践的诗意生活并不能维持多久。不久，他的园田居发生火灾。这场大火将他的宅舍化为灰烬，一家人只好寄居在门前的船上，直到秋天仍未定居下来。意外的灾难有如雪上加霜，使本来就拮据的生活更加窘迫。他对物质生活没有过高的奢望，只愿粗粮裹腹，布衣御寒。可是，连这起码的要求也难以达到。《戊申岁六月中遇火》有句“果菜始复生，惊鸟尚未还”。此后，人似“惊鸟”，家境日下。《杂诗四首·其三》以“春燕应节起，高飞拂尘梁”描写春燕有家，生活愉快，而自己就像“边雁悲无所”，生活悲苦。

以后的日子，他终年辛劳，竟常常弄到难以糊口的地步。他像许许多多的中国农民一样体尝到生活的艰难。在《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氵巽田舍获》中他写道：“悲风爱静夜，林鸟喜晨开。”他羡慕“林鸟喜晨开”的生活，于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他又一次拒绝了朝廷的征召，躲避政治和官场。

正在这时，江州来了个新任刺史王弘。王弘对陶渊明十分钦佩。到任不久，就亲自去陶家探望。陶渊明不见。王弘身居高位，但并不像一般权贵那样盛气凌人，他是真心想结识陶渊明这样的隐逸高士。他听说陶渊明见了酒就走不动了，于是暗中派人打探陶渊明的行踪。得知陶渊明要前往庐山，便让陶渊明的同乡庞遵带上酒到半道拦截。陶渊明如期而至。果然，他一见有酒，随即停下，在道旁狂饮起来，竟忘了赶路。王弘趁陶渊明酒兴正浓，从一旁闪出，装作偶然相遇，也凑上去一块喝了起来。此后，两人开始有些交往。王弘愈加敬重陶渊明，陶渊明也把他当作一个朋友。王弘若想见陶渊明，便在路旁林间相候。至于酒米之类，王弘也时常周济。《停云》诗中“翩翩飞鸟，息我庭柯。”即以飞鸟这一意象来传达对友人的思念。

这个伟大的隐者是个天才诗人。不管遭遇怎样的厄运，他的诗与他的人一样自然而又纯情。他仍然写诗，在《饮酒二十首》中写道：“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班班有翔鸟，寂寂无行迹。”“凤鸟虽不至，礼乐暂得新。”诗中“失群鸟”、“飞鸟”、“归鸟”、“翔鸟”、“凤鸟”都是他那复杂的心境的写照。总之，诗人写他钟情的自然和田园。他对自己困窘的生活际遇淡然置之，他对死亡与万物的主宰同样淡然置之。在他看来，生与死是一种自然的过程，一个人的意志无法加以改变与驾驭的过程。人只是顺应这个过程，而且，人从自然中来，最终又回归自然。然而，这些诗表面上是写隐居生活的悠然自在，实际上深埋着诗人内心难言的苦闷，当然也包括对官场的厌恶。在仕途辗转的十三年，大济苍生的理想如镜中花、水中月可望而不可及，一腔热情化为一片冰水。经过几起几伏，陶渊明对仕途彻底绝望了。“觉悟当念迁，鸟尽废良弓”，他深深认识到：要保持高洁的品性，延命于乱世，便只有隐居这一条路了。但是归隐的生活是艰难的，不仅有物质上的，还有由此带来的精神上的困顿。

在《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中，诗人还写道：“造夕思鸡鸣，及晨愿鸟迁。”生逢乱世，早丧发妻，收成寥寥，夏天挨饿，冬天受冻，几十度春秋过去，没有一天安宁。诗中朴素的语言和辛勤悲苦的气氛，如果没有几十年躬耕生活的体验，对劳动和劳动人民没有相当的认识和深厚的感情，是写不出来的。我们可以看出诗人努力忘却所有尘世的烦恼，一心想着鸡和鸟，想着自己热爱的田园生活，也可以看出诗人世界观的深刻变化。

不仅如此，还有世人的冷言和讥刺。十七世纪法国悲剧作家拉辛说：“社会是一头猛兽，它会踢踏蹦跳，除非你能用它的语言对它讲话……否则一个人就不能不随波逐流。哲人圣贤也是生活在猛兽群中的人……他们假如不愿意被裂为齑粉，那么他们就只能缄口不言，退居到自己的小天地中，袖手旁观那些被雨淋泥溅的人，而自以能洁身自保为庆幸。”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的社会和人文环境中，虽然数经政乱，但他还是不能漠然处之。晚年的陶渊明，历经世态沧桑，饱受饥寒折磨，非但没有颓唐，反而由柔弱变刚强了。他仿佛又回到了意气风发、壮怀激烈的少年时代。豪侠之

气溢于言表，诗文也趋于“金刚怒目式”的了。在《岁暮和张常侍》中写道：“洌洌气遂严，纷纷飞鸟还。”在《咏贫士七首》中写道：“朝霞开宿雾，众鸟相与飞。”在《拟古九首》中写道：“暮作归云宅，朝为飞鸟堂。”在《于王抚军座送客》诗中写道：“晨鸟暮来还，悬车敛馀辉。”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慨，沉痛地写了《述酒》一诗，《述酒》为篇名用意极深。他在诗中借用典故感事伤时，发表议论。“重离照南陆，鸣鸟声相闻。”陶渊明借“鸣鸟”起兴，表达为此“流泪抱中叹，倾耳听司晨”，心中悲愤交加，彻夜不眠。在《咏三良》诗中又写道：“荆棘笼高坟，黄鸟声正悲。”这首诗虽为咏史诗，但结合时代背景我们会发现，这首诗也反映出诗人与黑暗势力斗争到底的决心。“黄鸟”之悲不正是诗人之悲吗？

钟情为哪般

陶渊明为什么对飞鸟情有独钟呢？

首先，魏晋时代是一个天姿烂漫、人格异质丰富的时代。魏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他们钟情于自然，寄情于山水。著名的兰亭之游、金谷宴游风流千古；特别是山水、田园诗派均滥觞于此期。陶渊明更是造化所钟的“天生尤物”，是六朝时代的宁馨儿，他对自然的追求和对自然观的理解实又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他的个性品格、诗歌题材、诗中之理、艺术风格无不表现了对自然的追求。自然与自由相关，渊明及魏晋士人对自然的渴望，实际上表征了他们对形体自由及精神自由的双重渴望。这种渴望在两汉经学统治相对松弛之后，变得尤为突出。这种对自然的热烈追求最直接的意象表现莫过于借用飞鸟了。所以，在玄风盛行的时代，在魏晋诗文中，鸟意象的出现比率明显增加，就决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有其深刻时代内涵的。

其次，鸟是具有一定象征意义的对象物。它的象征内涵是经过长期积淀的。先民视野中的鸟开启了后代诗文中鸟的“原型意象”。在陶渊明看来，正是自己人生经历和情感的代言人。对此，逯钦立先生是这样解释的：“窃谓鱼鸟之生，为最富自然情趣者，而鸟为尤显。夫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推极言之，鸟与我同。鸟归以前，东啄西饮，役于物之时也，遂其性故称情。微劳无惜生之苦，称情则自然而得其生。故鸟之自然无为而最足表明其天趣者，殆俱在日夕之时。既物我相同，人之能挹取自然之奇趣者，亦惟此时。则山气之所以日夕始佳，晚来相鸣之归鸟始乐，因为人类直觉之作用使然，要亦知此直觉之所以有些作用，即合乎自然之哲理也。”鸟是自然的化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与宇宙自然相俯仰，此最为人类欣羡。因此它最易成为多情敏感的诗人笔下的宁馨儿。逯钦立先生的分析极有道理，鸟最富自然情趣，与人生具有质的相似性。陶渊明选取它作为自己的代言人就不足为奇了。

再者，鸟之与渊明的生死观、义利观还有很大的关系。鸟日出飞林，远近觅食，象征着人生在世奔波求活，自有酸甜苦辣；鸟日落而息，象征人之止息或死亡，回归本原，无怨无悔。渊明向来“视死如归”，《归去来兮辞》、《杂诗》、《挽歌诗》中都表现了此意。“家为逆旅舍，我如当去客”，这是多么达观的人生态度！另外，鸟日出而作，相约寻食，自食其力；然鸟之于利果腹便足，如“鼹鼠饮河，期在满腹；鹪鹩巢林，不过一枝”，决不纵欲逐利，此点与渊明之义利观如出一理。对于物质利益，渊明向来是持灵活态度。他不讳言利，且躬耕田园以求利。但是，他所需求的不过是正当衣食之需，这又与鸟性相通。可见，渊明与鸟确实有着极大的缘分，极大的相似性。

另外，一个风格成熟的作家必会有自己的意象群落，借以搭建独特的审美景观，展现其与众不同的风采。正如屈原之于“香草美人”，李白之于“皓月美酒”，而陶渊明，鸟、菊、松、山，琴、酒等无疑成为他的重要意象，作者采取象征、隐喻写作手法，使其光明峻洁的人格、平淡自然的情怀在这优美的意境中得到最完美的凸现。渊明因追求进取而迷茫，又在迷茫中追求光明。“前涂当几许？未知止泊处”（《杂诗》其五），“止泊”与回归不仅是渊明得人声指归，也是魏晋士人精神寻觅的目的地，魏晋玄学的终结点。魏晋玄学重要一派的走向就是逐渐与名教疏离而向自然靠拢。当然，魏晋玄学命题杂多，观点各异，代表人物的政治取向多有不同，回归自然是其主流。但真正对此有过成熟的思考、理性的感悟、并付诸亲身实践的，渊明是极高明的一人。鸟是魏晋士人心目中的宁馨儿。渊明诗中的鸟意象决非空穴来风，而是有一定的思想及文学基础。以鸟为例来看魏晋士人的精神追求，可见出其鸟意象的深度与渊明之归鸟不可同日而语。如著名的玄士何晏《言志诗》中写到“鸿鹄比翼游，群飞戏太清。常恐夭网罗，忧祸一旦并”，不无忧声之嗟。诗中又表现了退隐逍遥的意愿：“岂若集五湖，顺流唼浮萍。逍遥放志意，何为怵惕惊”。嵇康诗中写鸟有十余处，也不外乎“用舍行藏”之意，换言之，分进取的自由及个体诗意人生自由两大类。前者如《卜疑》篇中透露出“方将观大鹏于南溟，有何爱于人间之委曲”的不平之气。他内心中充满了对日益临近的死亡的恐惧以及对自由的渴望。五言《赠秀才诗》中讲“何意世多艰,虞人来我围。云网塞四区，高罗正参差”，即属此意。嵇康的英雄主义精神最终碰壁了。阮籍尝有济世之志，然其只能发言玄远，以保命全身。最能代表阮籍思想真实的是这样一些句子：“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外野孤鸿”，是魏晋士人心态的典型写照，也可以说是魏晋玄学士人追求的精神起点。此外，魏晋士人诗歌中言鸟之处远不止此。它如左思《咏史》其八写到“习习笼中鸟，举翮触四隅”，也大体表征了自身处境。陆机诗“孤兽思故薮，离鸟悲旧林”，张载诗“仰听离鸿鸣，俯闻蜻蛚吟”、“鹳鹭遵皋渚，数为缯所系”等等，都表明了他们摆脱劣势处境的努力以及寻求诗意生存的探求。然而他们的探求都失败了。就中原因很多，如阮籍的软弱、妥协；嵇康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及诸多士人的庸人化倾向，等等。而陶渊明的失败或者成功就复杂得多了。

林语堂在《人生盛宴》中说：“陶渊明代表中国文化一种奇怪的特质，这种特质就是肉的专一和灵的傲慢的奇怪混合，就是不流于灵欲的精神生活和不流于肉欲的物质的奇怪混合，在这混合中，感官和心灵是和谐相处的。”陶公借助一个看似简单的飞鸟形象给我们这些在新的社会转型时期、在物质和精神生活中挣扎彷徨、徘徊不定的流浪灵魂们上了深刻的一课。怎样在浑浊和清流中选择精神的道路，是知识分子的一个历史性的永恒话题和不尽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