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今年８月江西省农委强行收缴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性小册子事件以来，不少朋友已发表了很好的看法，现在，笔者愿从历史的角度；也来谈一谈中央政策为何难以贯彻的原因。我们知道，在公元十世纪初，中国出现了一位伟大的改革家，这就是王安石。在北宋宋神宗当政期间，王安石被宋神宗任命为朝廷的参知政事，行宰相之权，实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变法，从他提出的变法政策看，几乎所有的政策都是着眼于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生活的提高，既有利于国家，叉有利于人民。然而，在执行变法的实际过程中，北宋政权的财政收入非但没有增加，国力也没得到加强，而且广大农民的生活也陷入了更加贫困之中，人民怨声载道，民怨沸腾。究竟什么原因导致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值得认真探讨，同时，也可以使我们对江西农委收书事件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

应该看到，王安石变法的出发点都是好的，他自己也清正廉洁，一身正气。但问题是，他的一系列从良好愿望出发的变法政策，在传达到下面之后，在下级官吏执行时却完全走了样。比如王安石认为最为重要、也是他最得意的“青苗法”，即是为了免除农民在青黄不接时免受地主豪强的高利贷盘剥，改由政府向他们贷款，每年两次，利息按二分计算，在夏、秋两季农作物收获时，再归还政府，这是一种充分考虑到农民利益的低息货款。而且王安石自已在任鄞县县令时，也成功地推行了这一方法。然而，当王安石把他在鄞县成功实行的方法推向全国之后，却得到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当时农村里的广大农民，几乎都不识字，如果去申请青苗法的贷款，过程大约如此：首先为了填写申请书，就要花钱请书吏；然后再拿到衙门去申请，碰到贪官污吏，中间不知要花多少打点费。据史书记载，虽然变法设定的利息是二分，但经过中间贪官污吏的层层盘剥，最后贷款农民要返还的利息，竟达到原先设定的三十五倍，加起来比高利贷还要高许多，于是逼得农民宁肯去借高利贷，也不向政府贷款。再比如意在减轻贫困农民负担的免疫法，因为下级官吏的执行偏差，也导致了全面的失败，比如官员贾蕃在知东明县（属开封府）试行免役法时，故意把农户的等级提高，把四等农户提升为三等（按规定，四、五等农户免纳役钱），从而激起了农民的不满，东明县农民了解情况后，有一千多人纠集进京，跑到王安石住宅前闹事。上述这些事实说明，虽然王安石的出发点是好的，他的变法政策也是好的，但是，由于具体执法的组织仍然是那个曾经用旧法虐民的腐朽官僚体系，那些贯彻新法的官员仍然是那些只知利用变法政策作奸，不愿意用变法政策利民的贪官污吏，所以使得王安石的这一系列变法政策，最终都遭到了失败的噩运。

联想到今天，为了保障农民利益，中央三令五申，发布了一系列意在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法令，如果这些政策法令能得到很好执行的话，应该说，农民兄弟的劳动所得不至于像今天受这么多的盘剥，农民兄弟对政府的怨气也不致于象今天这么强。但正是因为有像江西省农委这样一系列代表地方政府官员利益的利益集团，为了自己发财，于是想方设法不让广大农民兄弟了解中央的政策法令，好让自己制定的土政策大行其道，才造成了今天农民负担过重这一事实。解决的方法，笔者认为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一，要进行政府制度的改革，使得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畅通无阻，避免不法官员利用信息传递的不畅通来上下其手，从中牟取私利。同时，要加强人民代表的监督作用，凡事不能由农委一家说了算。要继续加强农村的直选制度，让农民真正选出代表自己利益的村长、乡长等。

二、加强舆论监督。贪官污吏之所以敢于曲解中央的政策，制定土政策蒙蔽、愚弄农民，其最重要的手段，拿手好戏就是阻碍信息的透明程度，因此，如果我们能让自己的新闻管制再开放一点，让了解内情的记者秉笔直书，敢说真话，并及时把中央的政策，通过新闻媒体及时告知广大农民，那么，一些官员的胡作非为行为无疑要大大收敛。

三，从长远计，那就是农民兄弟自己也需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水平，要加强学习，要加强法律意识，维权意识，不能因为村干部、乡干部，或者更高级的干部，拿着一个所谓的红头文件逼你交钱时，就老老实实交钱，而应该问一下为什么，看它符不符合中央的政策法规，必要时可以诉诸法律。相应随着农村教育的普及，新一代农民的成长，全国再发生类似江西省已发生过的这类事件的可能性将越来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