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冰：据说钱锺书先生曾发“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之论，杨绛先生、李赋宁

先生等都曾书面澄清绝无此事。作为当时西南联大外文系的一名学生，您怎么看待这句活？

许渊冲：钱锺书先生读中文书、外文书数量之多，冠绝一时，我的朋友、历史学家何兆武先生

说钱先生是“眼高手高，只说人家坏话、不说好话”。 外间盛传的这句话相信是钱先生的口气，

对三位老师的评价也基本上是准确的、有道理的：胡适要叶公超和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合译

《莎士比亚全集》，结果他一本也没有译，却让梁实秋一个人译完了；吴宓属于古板脑筋，他的古

典文学修养很好，但对现代文学（特别是苏俄进步文学）根本不了解；陈福田是联大外文系主任，

学的是美国英文，当时美国英文是压倒英国英文的。

沉冰：钱锺书先生给你们上课时，都讲些什么？

许渊冲：钱先生讲课只讲英语，不说汉语；他用一口牛津英语，对我们讲英国音和美国音的不

同，要我们学标准的伦敦语音。不过，钱先生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他上课时

常常讲很多警句。总而言之，他让人觉得他什么都知道，有些高不可攀。

沉冰：难道钱先生就没有讲错的时候吗？

许渊冲：偶尔也有。比如有一次，他给我们讲爱伦·坡的作品《一个凶手的自白》，其中有这

么一句：“Mymindtodosth ”。 某位同学问：这个句子怎么没有动词？钱先生答：名词后面省略

了动词（be），原句本应作：“Mymindwastodosth”。 后来我们一查原书，原来是名词前面漏了

一个动词，原句是“Imademymindtodosth”。 当然，钱先生的解释也通，但毕竟不及原作来得圆

融。钱先生肯定读过爱伦·坡的作品，但也做不到句句都过目不忘。

沉冰：听说钱锺书先生在联大外文系过得并不是很愉快？

许渊冲：当时《大一英文》分3 个组，A 组的陈福田注重美国英文，B 组的钱锺书注重英国英

文，C 组的潘家洵注重中文翻译。在学生中最受欢迎的是潘家洵，很多人在窗子外面听他的课，听

他翻译易卜生的作品。陈福田和叶公超都有排斥钱先生的思想，所以，钱先生在联大只教了一年

（1939年），后来就去湖南了。

沉冰：钱先生离开联大之后，您与他还有联系吗？

许渊冲：有一些间接联系，因为他去湖南不久之后又去了上海，在震旦、光华、暨南等大学教

书，我在那些地方都有些熟人，偶尔听他们谈到钱先生，道听途说吧。钱先生在暨大教书时，许国

璋也在。

当时吴宓先生想编一部字典，请钱先生编辑“新增字”部分，钱先生没有答应。吴先生又邀许

国璋参与其事，钱先生对吴说许国璋不行；后来许国璋请吴先生吃饭，吴先生还是让许国璋参与字

典编纂工作了。

由此可见吴先生与钱先生两师弟之间的不同：吴先生是古典派，讲人情；钱先生注重“真”，

不行就不行，即使对自己的得意门生也毫不客气。其实，钱先生还是很喜欢许国璋这个学生的，因

为许国璋写文章有些学他，钱先生曾说：许国璋的英文写得比王佐良好。

沉冰：您再次见到钱先生是什么时候？

许渊冲：不是1950年，就是1951年。我去吴达元先生家拜年，遇见钱先生夫妇，他那时胖得连

我都认不出来了。吴达元先生和钱先生夫妇在讲林徽音家的猫发情，和钱先生家的猫打架的事情。

沉冰：这件趣事在杨绛先生的《写〈围城〉的钱锺书》一文中也有记载。

许渊冲：在清华教书时，钱先生还指导过一名研究生，他就是后来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的黄

爱（雨石）。

沉冰：我是第一次听说这件事。

许渊冲：黄雨石先生如今还健在，住在清华大学，也有80多岁了吧？他是湖北人，1943年至1946

年在清华外文系就读。

沉冰：解放以后，您和钱锺书先生的交往有哪些？

许渊冲：那主要是围绕着翻译的一些事情了。《毛泽东选集》的英译本由钱先生定稿，金岳霖

负责《矛盾论》、《实践论》等篇目的翻译，钱先生负责《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篇目的

翻译。当时王佐良也参加了《毛泽东选集》英译的工作，他说钱先生和金岳霖他们比起来，也不怎

么显得出众。恰好我有个表弟也参加了《毛泽东选集》英译的工作，他从小在英国生长，名叫熊德

威，他说钱先生很谦虚。这表明钱先生有时并不像人们传说的那么神。在清华大学外文系比钱先生

低3 班的索天章，解放后在复旦大学任教，他告诉我：他曾有个问题请教钱先生，钱先生并不是当

场回答，而是回去查了一下书籍以后再回答他的。

沉冰：钱锺书先生似乎也参与过《毛主席诗词》英译的工作。

许渊冲：“文革”期间，社会上出现了许多号称是毛泽东诗词的作品，我就写信问钱先生：那

些诗词是不是出自毛泽东之手？钱先生说：不是。“文革”末期，大概是1976年，毛主席的《鸟儿

问答》被译成了英文，译文没有押韵，有人说这是钱先生翻的，我又写信给钱先生，请教他：是否

押韵更好？钱先生回信说：他只是“奉命定稿”，“并非草创之人”。

沉冰：“文革”结束后，您和钱先生的交往应该多一些了吧？

许渊冲：“文革”之后，李赋宁先生邀我去北京大学英语系任客座教授。1983年我去钱先生家，

问他能否把我调到社科院。钱先生说：我在社科院不管事；况且，你到这儿来，肯定有人不愿意；

你一来，对他们是个威胁，他们会“退避三舍”；你的“价值”比他们高，但“价格”没有他们高。

沉冰：钱锺书先生说您“价值”高，一定很欣赏您在翻译方面的才华。

许渊冲：钱先生评价我的英译《李白诗选》，说：太白“与君苟并世，必莫逆于心耳。”他又

说我的《翻译的艺术》专著和《唐诗三百首》英译：“二书如羽翼之相辅，星月之交辉，足徵非知

者不能行，非行者不能知。”不过在翻译理论方面，我和钱先生有分歧，这种分歧是真与美的分歧。

诗代表美，翻译代表真，所以译诗不是“得罪”美，就是“得罪”真，钱先生是两害相权择其

轻，他选择了真；而我则选择了美。我和他之间讨论这一问题的许多信件都发表过，钱先生不赞成

我的做法，他怪我“你把我的信示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