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百年来的汉字难学一说实则较为失当，在文字适用性比较上，汉字则有其独特的优势，故正确进行文字比较应坚持客观全面的比较、纵向的动态比较和能动的、实践的比较。

关键词：汉字；文化；比较方法

百年来汉字曾迭遭诸多责难与贬损，其中“汉字难学论”至今仍在影响着教学实践。所谓“汉字难学论”并非指对汉字难学的一般看法，而是指把汉字难学一面片面夸大为汉字的“原罪”和“死症”，进而要废除汉字的主张和观点。这种观点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和诸多认识论原因。本文试就其方法论依据作一探讨。

一、“汉字难学论”是比较的产物

比较方法是“汉字难学论”立论的依据所在。几千年的古代文献中罕见有汉字难学说法的记载，而对古人炼字锻句之艰辛则多有趣闻。中学生都知道宋代王安石《泊船瓜洲》里“春风又绿江南岸”一句中的“绿”字是先后推敲了“到”“过”“入”“满”等十几个字以后才最后选定的。至于古人“吟安一个字，捻断几茎须”“两句三年得，一吟泪双流”等已属于文学创作的范畴，而不是一般的学识汉字了。

只是在19世纪末叶，当积弱积贫、闭关锁国的清廷大门被列强的炮舰轰开以后，在拼音文字与汉语、汉字大量的接触、碰撞之中，才冒出来一个“汉字难学论”。第一个提出汉字难学的卢戆章在1892年提出“当今普天之下，除中国而外，其余大概皆用二三十个字母为切音字”，“中国字或者是当今普天下之字之至难者”。[1]此后凡说汉字难学的无不以拼音文字为参照系，而且整个学界都竭力推崇这种方法，大有“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之感。胡适在其1920年12月的《国语文法的研究》中特别强调了比较方法的重要。鲁迅1934年在《关于新文字》一文中曾说过：比较是最好的事情。当没有知道拼音字之前，就不会想到象形字的难。从此比较方法就成了“汉字难学论”的利器和法宝。时至今日，仍有一些学者在应用着这种比较模式，即以二三十个拼音字母与几千个汉字相比较。如说，学“汉字要辨别几千个字形，拼音字只要分别二十六个字母就行了”。[2]这种比较模式还很容易得到公众认同，就像人们日常习见“日出东来又到西”一样，正是这种浅显易见而且又是“铁的事实”的比较方法，使“汉字难学论”流行百年而无阻。

然而，“比较”果真都是好方法吗？这需要对“比较”本身作些分析。

二、对“比较”本身的比较

比较是一种辨别同类事物异同高下的思维过程和认识方法，它以事物的同一性与差异性为基础，既是一种逻辑思维方法，又是一种经常性的心理活动。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曾获得过许多重大成果，但也有一定局限性：

(一)比较本身有层次性的区别

作为一种逻辑思维方法，既有形式逻辑层次的比较，又有辩证逻辑层次的比较；作为一种心理活动，还有感情层次的比较，它受当事人心境的影响更为突出。人们常可听到“月是故乡的圆”“水是家乡的甜”“情人眼里出西施”“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等一些感情层次的比较语，这种比较可以理解但却未必正确。仅仅进行形式逻辑层次的比较也是不够的，只有进到辩证逻辑层次的比较才是科学的比较方法。

(二)比较在广度和深度上也有一定局限

比较方法有其一定的适用范围，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正如辩证法大师黑格尔所言，“有人以为这种比较方法似乎可以应用于所有各部门的知识范围，而且都可以同样地取得成功，这未免失之夸大”。[3](252)更值得重视的是，比较结果的理性深度也是有限的。黑格尔认为：“尤须特别强调指出，只通过单纯的比较方法还不能最后满足科学的需要。比较方法所得的结果诚然不可缺少，但只能作为真正的概念式的知识的预备工作。”[3](252)